县城工地上认识残疾老黄 收留他打杂四年 昨天他托人带来一个保险柜

那个保险柜是用一张褪色的军绿色帆布包着的，不知道沾了多少年的灰。送来的人是个穿着格子衬衫的年轻人，鼻梁上架着副度数挺深的眼镜，说是老黄的外甥。

“黄叔说只能交给你，其他人不行。”

我还想问什么，那年轻人就走了，走路姿势有点怪，左腿微微有点瘸。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老黄的字典里就没有”多说一句废话”这回事。

保险柜不大，也就三四十厘米高，沉得出奇。外甥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串钥匙和一张字条，老黄那歪歪扭扭的字我再熟悉不过了。

“老板，谢了。”

就这么简单，还盖了个手印，指纹像是一枚开裂的枣核。

认识老黄那年，我刚接手县城南边的烂尾楼盘，前东家欠了一屁股债，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我从拍卖会上低价拿下，想着怎么也能回点血。那时候县里的房地产刚开始回暖，大伙儿都在观望，我倒觉得熬过这几年就是春天。

工地围墙外有个棚子，每天早上都飘出油条和豆浆的香味。做早点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左边裤管空荡荡的，用别针别起来，拄着根粗糙的木拐杖，动作倒是麻利得很。他的摊子上有个招牌，歪歪扭扭写着”老黄早点”，有时候下雨，那三个字就洇开了，像是哭过一场。

工人们都爱去他那吃早点，不为别的，一是便宜，二是老黄从不赊账，但特别能记住谁欠了他多少钱。有次我看见他用铅笔头在一个旧笔记本上写字，那本子的封面都磨烂了，是个七八十年代的作业本，纸都发黄了。

那天下雨，我买了根油条，顺便问：“老黄，你这账记得清吗？”

他头也不抬，嘴里咬着铅笔头：“记不清你还开什么摊子。”

语气硬邦邦的，倒也不是不礼貌，就是那种不爱搭理人的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老黄原来是县建筑公司的工人，十几年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保险赔了点钱，但腿没了。建筑公司给了点补偿就完事了，他的媳妇没多久就跟人跑了，留下他和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我刚接手工地那会儿，工人宿舍没住满，老黄就住在围墙外的那个棚子里，抬头就能看见我们工地的塔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摆摊，卖完早点就不见人影，也没人知道他去哪。

有次我跟监工在工地转悠，发现围墙角落里有个洞，正好能钻进一个人。我本来想让人堵上，结果发现洞口边上有一堆烟头，还有几个打开的方便面袋子。

监工告诉我，那是老黄的”观景台”。每天卖完早点，老黄就钻进来，坐在角落里看工人干活，一看就是大半天。

“他说他想看着楼一层层盖起来，”监工抽了口烟，“人各有怪癖吧。”

我想了想，没让人堵洞。

那年夏天特别热，有天我开车路过工地，看见老黄的早点摊子围了一圈人，有人大声嚷嚷。我停下车过去看，原来是几个喝醉的年轻人在找茬，说老黄的油条不新鲜，要他赔钱。

老黄就站在那，拄着拐杖，脸上没什么表情。一个年轻人推了他一把，老黄差点摔倒，摊子上的热豆浆洒了一地。

我走过去喊了几个工人过来，那些年轻人看见架势不对，骂骂咧咧地走了。老黄弯腰去收拾地上的东西，我想帮忙，他摆摆手：“用不着。”

那天下午，我在工地办公室看见老黄拄着拐杖站在门口。

“有事？”我问。

“我想在这干活。”他说，声音很平静，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有点意外：“你这腿……”

“我不上脚手架，”他直视着我，“打杂、看门、跑腿都行。”

有那么一瞬间，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想起早上那几个找茬的年轻人，老黄大概是觉得摆摊太危险了。

“行，”我点点头，“明天来上班吧。”

老黄没有道谢，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的拐杖在地上敲出一种奇怪的节奏，像是某种不知名的鸟类在啄木头。

就这样，老黄开始在工地干活。他不再摆早点摊，而是每天清早就来工地，先把办公室打扫干净，然后烧开水，泡茶。他的拐杖总是靠在门边，我从来没见他坐下来休息过。

慢慢地，工人们发现老黄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工地上的每一种材料，每一个工具放在哪，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有时候工人找不到东西，问他一声，他就能准确地说出在哪个角落。

他还会修东西，从电钻到卡车发动机，几乎没有他修不好的。工人们开玩笑说，老黄一定是前世修表的。每次听到这种话，老黄就撇撇嘴，继续手里的活。

有次我问他怎么什么都会修，他停下手里的活，擦了擦额头的汗：“没什么不能修的，就是有些东西，修好了也回不去了。”

我以为他在说他的腿，但他的眼神飘向远处，落在工地外面的马路上，不知道在看什么。

老黄很少说话，更别提聊家里的事。只有一次，工地上来了个新工人，是老黄以前公司的，两人喝了点酒，我听见他们聊天。

“你儿子呢？”新工人问。

“上大学了，”老黄的声音带着几分骄傲，“学医的。”

“你那老婆还联系吗？”

老黄摇摇头，给自己倒了杯酒：“死了。”

新工人愣了一下，没再问下去。

后来我从会计那里得知，老黄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一小部分生活费，其余全都寄出去了。地址是省城的一所医学院。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工地上的楼一栋栋地起来了，小区的样子逐渐成型。老黄还是那个样子，头发白了不少，但干活依然麻利。

县里的经济好起来了，我的楼盘卖得不错，公司也扩大了规模。我开始接一些周边县市的项目，经常不在本地。

去年冬天，我从外地回来，听说老黄已经一周没来上班了。我去了他住的地方，是工地边上的一间简易房，门锁着，邻居说老黄前几天被人接走了，好像是生病了。

我打电话到老黄以前留的号码，没人接。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省城医院打来的。电话那头的年轻人说，老黄住院了，情况不太好，想见我。

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到医院，看见病床上的老黄瘦了一大圈，脸色发黄。床边坐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他儿子，长得跟老黄一点都不像，倒是跟他妈妈有几分相似。

老黄看见我，示意儿子出去，然后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信封给我。

“把工资卡给你，”他说，声音很虚弱，“里面还有点钱，算我借你的。”

我哭笑不得：“你这是干嘛？好好养病，回头还有你的活干。”

老黄摇摇头，眼睛看向窗外：“肝癌晚期，我明白自己什么情况。这几年谢谢老板照顾。”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像是树皮一样，但很温暖。

“有个事想麻烦你，”他继续说，“我走后，有个东西会交给你，你替我保管。等我儿子毕业了，读完研究生，你再给他。”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我问。

老黄难得地笑了一下：“到时你就知道了。保密，连我儿子都不能说。”

我答应了，虽然不明白是什么。

离开医院前，老黄儿子送我到电梯口，告诉我他爸爸最多还有两个月。我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想做外科医生，专门做肢体重建手术。

“我小时候不理解我爸为什么不装假肢，”年轻人推了推眼镜，“后来才知道，他把钱都攒下来给我读书了。”

我忽然想起老黄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东西，修好了也回不去了。

老黄走得很安静，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儿子坐在病床边，手里拿着那根我熟悉的拐杖，不知道在想什么。

按照老黄的意思，我们把他埋在了县城的公墓里，墓碑很简单，就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他儿子跪在墓前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擦了擦眼镜上的雨水。

“我爸这辈子没求过人，”他说，“唯一一次，是求医生多给他一点时间，想看我毕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拍拍他的肩膀。

后来我回到县城，工地上的工人们自发在老黄常坐的地方放了一束花。监工告诉我，有天下大雨，他看见老黄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在烂泥地里走了好几个来回，把一箱掉在地上的电线管捡起来，一根都没少。

“这年头，像老黄这样的人不多了，”监工叹了口气，“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放在心里。”

昨天，老黄的外甥把保险柜送来，我用钥匙打开，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沓银行存折，一个牛皮纸信封，还有一个小木盒。

存折上的数字让我吃了一惊，竟然有六十多万。信封里是一沓房产证明和地契，是老黄老家的宅基地和几亩地，还有一套县城的小公寓，都是近几年才买的。

木盒里装着一条断了的项链，是银质的，挂着一枚小小的玉坠，已经有些发黄了。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小孩，背景是一栋在建的高楼，女人笑得很开心。照片背面写着：“19xx年，县建筑公司宿舍楼竣工。”

最后是一封信，信纸已经有些脆了，像是被反复打开又折起来。我没有看内容，只看了落款：“你的妻子，小芳。”

我合上保险柜，突然明白为什么老黄那么喜欢看着楼一层层盖起来。也许在他眼里，每一栋楼都是那栋他没能完工的宿舍楼，每一天的等待都是为了某种未完成的承诺。

窗外开始下雨，雨滴打在工地的铁皮上，发出密集的声响。我想起老黄说过，有些东西，修好了也回不去了。但他一直在尝试修复什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给老黄儿子发了条消息：“你爸留了不少东西给你，等你毕业了拿。他很爱你，你知道的。”

过了很久，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知道，他用一生告诉我了。”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的雨。工地上的塔吊依然在工作，楼房还在一层层往上长。我忽然很想知道，如果老黄还活着，现在是不是还会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