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 | 摇篮曲

一、入学考试

1949年1 月底。数九隆冬。前几天的积雪还没融化，新的雪霰又在下了。左右透风的考场里，考生们不时向握着毛笔的冻僵的手呵气。这场考的是国文，两位监考老师在考场中来回巡视，八只眼睛(他俩都是戴眼镜的!)滴溜溜地不断向全场考生扫描，全场鸦雀无声，气氛是那么紧张肃穆。考场外,一大群考生家长，冒着寒风焦躁地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出考场。那年代，高小毕业已算是知识分子，考县中，那当然更是不得了的大事了。

离开到点还有二十来分钟，我提前交卷出场。等候在外面的姐姐马上把带来的小火炉递给我烤手，问我：“为什么这样早出来?”我答道：“题目都做好了，没事了。”姐责备我说：“题目做好也应该仔细复查一遍，发现错的可以改正呀!你呀，不认真!”我低着头回答她：“姐姐，我觉得题目都做对的，从头到尾也看过一遍了。再改只能是把对的改成错的了!其实,那些‘床前明月光’‘唧唧复唧唧’我四岁就会背了。”姐拿我没招：“好好好，我们快归。”姐牵着我冰凉的手，冒着刺骨的寒风伴雪霰,离开考场回家了。

三天后一个早晨，街上响起了清脆的铜锣声和老校工沙哑的呼喊声：“县中发榜罗!红榜贴在大操场司令台上，快去看咯!”

于是，爸爸、姐姐和三哥四哥，带着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大操场司令台(就是现在的利群超市那儿)。接着，刚烧好早饭的妈妈也扭着小脚赶来凑热闹了。还是姐眼睛快，一眼就看到那张大红纸上写的《县中1949年春季班新生录取名单》“爸!爸!快看，全县一共录取三十个，小弟弟第一名!”这时旁边也有人向爸爸道贺了，爸高兴，摸摸我的头，轻轻地对家人说：“我们回家吧!”

二、岗前热身

当时，三哥是 “马金”元老级的开化县立初级中学三年级学生，姐和四哥是开化县简易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都是我的学长，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很有发言资格的权威人士。我考上县中，他们都自动担负起辅导员责任。三哥再三叮嘱我： “嘿!中学和小学不同了，有很多功课。要学英文，还有博物、几何、代数、化学、物理、童军……都是很难很难的嘞!要用功呀，以后第一名不要被人家抢去啊!”姐和四哥则以内行人的身份，协助爸爸跑遍全城，为我采购一整套学习用品——抽带的蓝粗布新书包(那时根本没有现在这种牛津布做的双肩包)、圆规、三角板。还请“老狐狸笔店”老板专门为我定制了两支狼毫毛笔，又到文心书局买来松烟墨、大楷本、铅笔、橡皮等等。全家动员,忙忙碌碌,真有点像那篇“唧唧复唧唧”里说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好不热闹。买来那么多东西，已经把我的新书包胀得满满的了。其实在我“准初中生”岗前热身的阶段，最伟大的工程是我妈妈亲自施工的：她找来许多旧布，一层层叠起来，一针针纳成鞋底，然后缝上鞋帮就变成布鞋了。到此，还只是工程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工序——把两只鞋浸在熬制过的桐油中，四五天后待桐油被布层吸饱，再刮去浮油，拿出来晾干，这是当时最时髦的雨具——油鞋!雨天穿着油鞋，袜子一点都不会湿，而且走起路来会咯咯咯响的，那才真叫威风!我哥哥姐姐上学遇上下雨天，只能是脱掉鞋袜光脚走，也许我是最小的孩子，家里给了我特殊的优厚待遇。这段时间我好开心!

三、不打不相识

明天，县中就要注册开学了，全县各地的新生都已经赶到县城。午后的暖阳下，我正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看《人猿泰山》故事书，这时，有四个学生模样的陌生人走到我的面前，其中一个瘦个子说“我们是华阳小学考进县中的，你是叶安甫吗?”我站起来回答他：“没错，我就是叶安甫呀，以后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了。”瘦个子说：“我们华阳小学有洋铜鼓，有军乐队，我们都穿校服的，你们简师附小的同学好土的。听说这次考县中是你得了第一名，我考你一个问题，我数一百下,如果你答对了我们才服你!”哇噻，竟然有人上门来叫板PK了!我说试试看，我答不出就请你教我!那清瘦的孩子说:“你听好：100个和尚吃100个馒头，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三人吃一个,问你大和尚和小和尚各有几个?”这题目真有点难呀，我心慌兮兮地稳住自己说：“不怕，我行!”!当那位瘦孩子数到92时，我报答案了：“大和尚25个，共吃了75个馒头;小和尚75个，吃了25个馒头!”这下那四位学生惊住了——“嗬嗬，你真的好厉害!”我说:“不不不，我是凑到的呀，不算本领!”现在回头从理论角度分析，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其实我的思路是：首先采取“排除法”：我肯定大和尚不会超过30个，因为30个大和尚就要有120个馒头。同时，大和尚也不会少于20个，因为20个大和尚吃掉60个馒头，剩下40个馒头需要120个小和尚才能吃掉，显然人数又超过100个了，所以，大和尚数目只能是在30和20之间。这样我就大大缩小了目标范围。第二步我就试着采取中间值25，嘿，中了：大和尚25人，小和尚75人!他们也很讲信用，说“我们服了，我们以后是好朋友了”。接着，我也 “报复”他们一下：“那我也问你一个题目：杨贵妃是怎样死的?”那四位同学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有一位轻轻地说：那总是生病死的呗!大家哄然大笑。我心想，他们也许都还没读过《长恨歌》吧，我五岁时伯父叶左文就教我了，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呀。这时我爸听见我们在院子里吵吵嚷嚷，立马出来，请大家进屋，并拿出好多花生请大家吃。大家都很高兴，那位瘦孩子也作了自我介绍说:“我叫江一夫”。我们不打不相识，这让我们五个县中生在开学前就成为好朋友了。看来那时候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间只热衷于拼知识，总比现在许多场合的“拼爹”可爱多了吧?!

四、难忘的49之春

忘不了,1949年的春天!

县中开学了。交了120斤大米的学费，完成注册手续，我就是正式的县中生了。顺便说一下：当时是用大米当钞票用的，现在70岁以下的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时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从法币到金圆券、关金券，钞票面值从几元变成几百万几千万——早上买一头牛的钱，到中午只能买一只鸡，到晚上，嘿，只值一盒火柴了。老百姓只好把大米作为通货，买卖都用大米来结算的。

我们春季班教室是在天香书院天井北边的平房，没有天花板，太阳光从瓦缝中为我们筛出一条条美丽的光柱。泥土地面上，不管天晴还是下雨，总是湿漉漉的，上面还长着绿腻腻的青苔，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我年纪最小，个子也最矮，座位被安排在最前面。当时我们春一班的同学中，马锦书、方匡正、朱自渭、詹爱珍、汪妙嫒、黄康宝、柳家凤、余菊娇、余鸣琴、余显城等，都是从简师附小考来的，占全班人数的一大半。

当时我们学的英文课本是林语堂先生编写的，第一课是：“What is your name?”“Good morning Good bye”;开始学的几何是毕达格拉斯定律(即勾股弦定律);开始学的博物课是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这位博物先生我印象特别深，身材大大的，嘴巴也是大大的，里面还镶有好几颗金牙。上第一堂课时他就用马金官话作了自我介绍：“我叫朱伟尧。以前在东阳做事”。我听到“东阳”两字，误以为是“东洋”，那就是日本鬼子呀，我恨死了他!他来上课我就做小动作，不听他讲。后来当我知道此“东阳”非彼“东洋”，我很内疚。朱老师我对不起你!

当上了县中生，和小学生是不同了，功课很多，晚上要做作业。我和哥姐四人共用一张小方桌，中间点一盏青油灯。每次哥姐总是争着“抢占”灯背后最暗的那个位置，把最亮的位置让给我。爸爸“深入基层”发现了这个“民情”就立即整改：在灯盏另一端加了一个灯心头，并且每个灯头用两根灯芯，这样四面都亮了，但灯油费得多了，一个晚上要用掉一盏，好奢侈呀!后来青油买不到，就改用吃的菜籽油，爸对妈说：“以后我们炒菜少用点油吧，‘菜根莫用多油煮，留点青灯教子书!’”

使我莫明其妙的是：开学才一、两个月，我们县中经常有老师失踪，老师们上课也心神不定的。一种神秘、紧张、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学校是乱糟糟的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的地下党在紧张活动，迎接开化县的解放!

山雨欲来风满楼!难忘的49之春!

五、新的一页

刚进中学，课椅还没坐热，学校停课了!从长江防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一路抢劫进入开化县城。我全家逃难到离县城六里路的百坞。这里只有三幢泥墙屋，共五户农家。崎岖山路，兵匪难到。每隔几天，坞里就有几个胆大的小青年到县城去探听消息。回来总是说，城里只看到黄黄的一片，老百姓都逃光了，听说好多人被抓去当挑夫死在路上了……在逃难的这段时间里，还好我把县中发来的新课本都随身带来了，姐每天都为我复习旧课讲新课。我的学业一直没有荒废。

终于在一个春夏之交的吉祥日子，四月上旬，外出探听消息的小青年传来了特大喜讯：“国民党兵都逃光了，八路军来了!街上好热闹呀!”还神秘兮兮地告诉人家：“我在城里看到了长头发的兵，嘿，竟有女人当兵的!”。

时至五月底，时局稳定了。我们回到了县城。

这时县中也复课了。

几个月前的沉闷紧张恐怖的状态彻底消失了，县中，到处充满欢乐开朗的气氛。最使我难忘的是新来的教我们扭秧歌的金莉萍老师，她是随军南下留在开化县的一位典型的北方姑娘，方方的脸庞，秀丽的双眼，两条短辫，一身军装，活泼和气，能舞能唱。她让我们腰缠彩绸带，伴着“锵!锵!锵锵钹!”的锣鼓声，和着索拉索拉多拉多的乐曲，进三退一地扭着;她还教我们好多新鲜歌曲，第一首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接着，又教了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是灯塔》《鲜花献给王秀鸾》《东方红》《打得好》《朱大嫂送鸡蛋》《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等好多新歌。特别使我感动的是那首既亲切又悲壮的歌： “同志，亲爱的兄弟!同志，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明天参加实际斗争里去……”稍后，抗美援朝开始，金莉萍老师又教我们唱了“祖国江山铁打成，中华人民爱和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说实在的，到现在我还是喜爱这些老歌，歌声是那样强烈地激荡着一代少年的心!歌声，振奋我们的精神;歌声，激励我们奋进!

县中，开启了校史新一页。

六、艰苦岁月

从国民党手上接管过来的县中，全部校产是四十几套破旧的课桌椅和几块黑板、几盒粉笔!

这期间，因为天香书院危房在修理。我们的教室暂迁到城南孔庙的大厅里(就是现在县政府南楼所在地)。大厅外面的天井里有四株参天古树，大白天这里也是阴森森的。大厅里边供奉着尘封多年的孔夫子牌位。阴暗的屋梁上，倒悬着数不清的蝙蝠，上课时老是飞来飞去。每天早上到校，第一件事就是要擦掉课桌椅上的蝙蝠粪。

当年全校学生也只有五十几个。为了解决乡下来的住校生和老师们的吃饭问题，学校办了食堂。住校生餐餐吃的菜几乎清一色是用毛竹筒装的乌咸菜;饭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蕃茹玉米等杂粮，放在食堂里蒸的。食堂经费很困难，只雇了一位厨工，人手不够，学校决定由学生轮流到食堂去“帮厨”。全校学生还要义务劳动给食堂砍柴。我第一次砍柴是在青草坞，山上陡陡的，滑滑的，站都站不住。还有那可怕的毛毛虫、成群嗜血的山蚊子和牛虻，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吐着红信的青蛇……我咬着牙挺着，把一些小杂树砍下来捆好，背下山，这时已累得直不起腰，但还得挑五里路才能到学校!第一次砍了13斤，第二次18斤，第三次就有23斤了。嘿，我的劳动成果在以等差级数增长——我在长大!

七、融入革命洪流

回忆解放初的县中，不能不写以县中师生为主体的“开化县文工团”!

团长是县委宣传部长白长义(后来任县委书记)。演职员绝大多数是县中的师生。文工团最初的当家大型话剧是《血泪仇》，演出的场数最多。我演剧中的孙子“小栓”;金莉萍老师演我的奶奶;欧阳师老师演我的爷爷;余子元老师、王佐臣老师演地主和狗腿子。我们文工团最贵重的设备是两盏“汽灯”，倒进煤油，打足气，点火后灯头的纱罩就会发出很亮的白光，这在解放初的开化山城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化照明工具，晚上演出就靠这对宝贝。

县文工团密切配合土地改革，在全县范围内巡回演出。那时开化全县不通汽车，每次下乡，大家都穿着草鞋，有的背道具，有的挑着两盏汽灯，翻山越岭跑几十里路。有一次到苏庄演出《血泪仇》，又小又瘦的我，到了张湾，实在走不动了，是金莉萍老师、余子元老师还有李亚夫、刘学敏等叔叔轮流背我爬过这条上七里下八里的戒元岭的!到了苏庄，住在一座古老祠堂的楼上，浓重霉气的楼板上铺着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床。我睡的地方旁边有几口黑黑的“添寿”(空棺材)，吓得我晚上不敢起来小便，硬是憋着，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哇!还有一次是到霞山演出《血泪仇》。天朦朦亮就踩着白霜出发，中午12点多才赶到，大家吃了几口青菜煮的稀饭，下午一点半就演出了。当时有人从对面山上向我们舞台开了好几枪，嘿，我们命大，没打准，我们照样演出没有中断，台下的群众也一个没散去!晚上又在另一个大村霞山演出，回马金宿营地的路上，走在最前面和最后面的都是文工团大人以及当地民兵，他们拿着子弹上膛的枪，打着松明灯，护卫着我和团里的几位女演员。团长对我们说：“不要怕，我们随时可能接火的，有情况发生，你们不要东逃西躲，一定要跟在我们后面蹲着。”

我们每次演出，都受到当地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演出中“打倒封建地主!”“实行土地改革!”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也还有人向台上演恶霸地主的演员丢石块呢。当地大爷大妈在路上认出了我就是那个可怜的“小栓”，也总要给我的口袋里塞上几块番薯干!

在那特殊年代的特殊环境里，县中大力配合县委的中心工作，为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大造了声势，做好了宣传发动和舆论准备。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演出，融入时代洪流，经受实践锻炼。就在这时，我挂上了红领巾，辅导员告诉我们：这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八、告别母校

升入三上年级，全班只有七个同学，开不了班。学校把我们并到常山中学。

在常山中学读了一个月，天天想家。才13虚岁的我，从来没离开过爸妈，生活不能自理，实在坚持不下了，终于休学回家。

过了年，开学，回到母校，重新插入三上年级。学期快结束时，汪聚英校长通知我们“衢州专署文教科决定，你们班提前毕业，全部免试保送衢州师范学校。其中一部分升三年制普师;一部分升一年制速师。希望服从国家需要，服从上级分配。”名单宣布了，我分配到普师。回到家，告诉爸爸，爸爸说：“行，当老师也好!”就这样，我离开了县中。

别了，母校——哺育我成长的摇篮，我会时时想您的!

九、贺母校七十华诞

几番春花秋月，几度酷暑霜天，往事并不如烟!尘封的岁月，历历在眼前。当年在这摇篮里长大的我，如今已是银发披肩!我当牢记校训，努力奉献有生之年。

悠悠七十载，弹指一挥间。后浪推前浪，沧海变桑田!我的母校，在极度艰难中重建，在开拓创新中争先，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在传承文明、教书育人的伟大事业中，我的母校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2014年6月）

△叶安甫夫妇近照

附：作者介绍

叶安甫，男，1938年8月生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开阳镇。1949年春考入开化县立初级中学。1959年杭州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曾任开化县二轻局副局长、开化县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浙江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专职副秘书长，兼省级内参《参阅材料》主编。现任中国老小孩网站高级顾问。

在职期间，曾在省级和国家级的出版物上发表二十多篇论文。其中：《在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中加快浙江西片发展的几点思考》——衢州市唯一入选浙江省委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会论文, 并获“衢州市1986——1990年度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 《人口重负对经济发展的掣肘作用及其对策研究》——入选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经济文库》;《浙江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情况调查及对策建议》——获“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 《浙江改革二十年》——刊于大型文献《中国经济五十年》及单行本《浙江经济五十年》;《话说负债经营》——入选新华社《中国当代社会科学论文选》;其他还有《论中小企业》《论股权多元化》等等。

2001年5月退休回衢州后，致力于“文化扶老、以老帮老”的公益事业。2001年12 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到北京做嘉宾，为他录制播出长达三十分钟的《相约夕阳红》专题节目。

叶安甫退休后先后荣获“全国十佳老年上网明星”“全国中老年科普网页作品评选最高奖”“衢州市书香之家”“最美衢州=身边好人”“浙江省文化艺术之家”“衢州市十佳和谐家庭”“衢州市十大奉献之星”“衢州市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 “浙江省学习型家庭”“浙江省十佳热心老人”“柯城区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

2010年，国家授予“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称号;

2015年，国家授予“全国最美敬老志愿者”称号。

本文来自【绿色中国】，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