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0年当兵时，认识了一个城市兵，40年后再见，他是副厅级退休

《戈壁同袍》

＂老齐，那个戴眼镜的上海兵，后来怎么样了？＂老连长坐在轮椅上，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洒在老连长布满皱纹的脸上，他中风后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有神，跟四十年前在戈壁滩上一样精明。

我放下手里的水果，脑海里忽然涌现出那个瘦高个儿的身影，还有那副总是往鼻梁上推的眼镜。

＂李明涛啊......＂我的声音有些哽咽，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

时光倒流四十年，那是1970年的春天，我齐大山，一个东北农村出身的大小伙子，被分配到新疆某边防连队。

那时候，我们这些农村娃当兵是光荣的出路，背着行囊，心里装着爹娘的叮嘱和乡亲们的期望，就这么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戈壁滩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

一下火车，我就觉得这地方跟家乡的黑土地天差地别。

远处连绵的雪山，脚下干裂的土地，头顶毒辣的太阳，无不在提醒我：这是另一个世界。

可这算啥？

我从小放牛割草，手上的茧子厚得能擦火柴，这点苦头压根不算啥。

倒是那个李明涛，一下车就惹人注目。

瘦高个儿，白净的脸蛋，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手里还捧着一本书。

听说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高材生家庭出来的知青，这下可遭罪了。

＂文化人来当兵啦？＂老兵小钱扯着嗓子喊，嘴里叼着半截野草，眼睛眯成一条缝，＂来来来，让我看看你这双手适不适合握枪。＂

李明涛伸出手，白嫩得跟豆腐似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哪像我们这些农村娃，指甲缝里都是泥巴。

小钱＂啧啧＂两声：＂这是娘们儿的手吧？怕是连枪都端不稳，更别说爬山越岭了。＂

连队的兵哄堂大笑，有人还吹起了口哨，那阵势别提多热闹了。

李明涛的脸红得像是抹了胭脂，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烁着尴尬和不安。

我没跟着笑，心里莫名替他难受。

。

报到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艰苦的训练。

＂立正！稍息！立正！＂

老班长的口令像打雷一样在训练场上回荡。

太阳毒辣辣地照着我们的后脑勺，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浸透了粗布军装。

我站得笔直，倒是不觉得多累，可余光瞥见李明涛直打晃，眼镜上全是汗珠子，镜片都看不清了。

＂李明涛！站直了！腰挺起来！＂老班长走到他面前，声音大得能把石头震碎。

李明涛努力挺直腰背，可没过多久又开始摇晃。

训练结束后，我看见他偷偷躲在宿舍角落，用毛巾包着冰块敷腿。

＂怎么了？＂我走过去问。

＂没事，就是有点抽筋。＂他赶紧把腿藏起来，却碰倒了水壶，哗啦一声水洒了一地。

我弯腰帮他捡起水壶：＂别硬撑，新来的都不适应，过段日子就好了。＂

他勉强笑了笑：＂谢谢，我叫李明涛，上海人。＂

＂齐大山，东北人，家里种地的。＂我憨厚地笑了笑。

第三天就赶上大沙尘暴，能见度不到三米，风沙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我轮到站岗，硬着头皮顶着风沙出去了，心里直骂娘，这鬼地方的天气也太恶劣了。

临近交班，猛地看见哨位旁边趴着个人影——李明涛倒在那儿，脸色煞白，嘴唇都发青了。

＂李明涛！醒醒！＂我拍他的脸，摇他的肩膀，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该死的！＂我咬了咬牙，把他背在背上，顶着狂风往营地跑。

他比看上去重，我的腿都快跪了，可我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

风沙迷得我睁不开眼，只能凭着感觉向前走，心里不停地默念：再快点，再快点，别出事。

＂你干啥呢？不要命啦？＂值班排长老远看见我，跑过来骂道，＂这天气谁让你们出来的？＂

＂报告排长，新兵李明涛在哨位晕倒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

排长赶紧帮我扶着李明涛，一边喊人来帮忙，一边骂骂咧咧：＂这城里来的娃娃，真是不经造啊！＂

后来医务室的军医说他是沙尘引起的过敏性哮喘，再晚半小时就危险了。

我在医务室外面等着，心里有点忐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那天晚上，李明涛躺在床上，眼睛红红的，眼镜放在一旁的小桌上。

＂齐大山，谢谢你。＂他声音很轻，像是在呢喃。

＂客气啥，咱当兵的不就得互相照应吗？＂我憨笑着挠挠头，＂你可吓死我了。＂

＂你知道吗，他们都叫我＇绣花枕头＇，说我迟早会被这鬼地方磨死。＂他盯着天花板，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哎呀，别在意，部队就这样，刚来都得挨整。＂我坐在他床边，＂等你适应了，他们就不说了。＂

李明涛忽然坐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你教我吧，教我怎么在这地方活下去。＂

＂我教你啥啊？＂我被他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点懵。

＂教我怎么适应这里，教我当兵的本事。＂他认真地说，＂我可以教你认字，教你唱歌，教你写信。我看你写家信时总是写几个字就停下来发愁。＂

我脸一红，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就读了几年私塾，认识的字不多。＂

＂那咱们互相学习如何？＂他伸出手，眼中闪烁着期待。

我爽快地握住他的手：＂一言为定！＂

就这么着，我们开始了互相学习。

晚上熄灯后，他偷偷打着手电，教我认字；白天训练空隙，我教他怎么处理手上的血泡，怎么在五分钟内叠好＂豆腐块＂被子。

慢慢地，李明涛不再是那个娇气的城里兵了。

他的手上长出了茧子，皮肤晒得黝黑，站军姿的时间也从开始的十分钟坚持到了一小时。

虽然体格还是单薄，但眼神里有了一股倔劲，不服输的那种。

＂齐大山，你说咱们守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值得吗？＂有一次巡逻归来，他忽然问我。

那天我们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脚都磨出了血泡，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值得啊，咱守的是国家的大门。＂我喘着粗气回答。

＂可我爸妈希望我考大学，将来做个科学家什么的，现在只能在这受苦。＂他低声说，眼睛里有些迷茫。

＂你家里人反对你当兵？＂我好奇地问。

＂那还用说。＂他苦笑一声，＂我爸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我妈是医生，他们对我有很多期望，结果我选择了当兵。爸爸气得一个月没跟我说话，连送我上车都没来。＂

我拍拍他的肩膀：＂你爸妈只是担心你。＂

＂你家里人呢？＂

＂我爹是老农民，说我去当兵是光宗耀祖的好事。＂我咧嘴笑了，＂不过我娘舍不得我，送我上车那天哭得像个泪人。＂

1971年夏天，连队支书发现李明涛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就让他负责连队的墙报和简报。

他干得挺起劲，常常熬到深夜，在煤油灯下写写画画。

那时候连队物资紧张，纸张墨水都是限量供应的，一张纸要用了又用，写坏了还得擦掉重写。

＂喂，李明涛，睡觉了！明天还得早起。＂有天深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在灯下忙活，就轻声喊他。

＂再等等，这期简报得赶出来，明天首长来检查。＂他揉着眼睛说，声音里带着倔强。

我看他眼睛都熬红了，就从兜里掏出一块红糖：＂吃点，补补力气。＂

＂你哪来的？＂他惊讶地问。

＂上次回家，我娘给的。一直舍不得吃，看你这样，还是补补吧。＂

＂那咱们分着吃。＂他掰开红糖，递给我一半。

就在那盏昏黄的灯下，两个年轻人分享着一块红糖，谁也不知道这是日后深厚友谊的开始。

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了几百个字，能读简单的报纸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评选中，李明涛熬夜帮我写了发言稿，我得了表彰，还上了军区简报。

拿到表彰证书那天，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这可是我头一回拿奖状啊！

＂明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真诚地说。

＂哪里，你本身就很棒，我只是帮了点小忙。＂他笑着说，眼睛里满是自豪。

那年冬天，连队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干旱，水源告急。

每天都要派人开着水车去十几里外的水源地拉水，那地方路不好走，车常常陷进沙坑里，一来一回就是大半天。

有天晚上，李明涛忽然跑来找我：＂大山，我有个想法！＂

＂啥想法？＂我正在擦枪，头也不抬。

＂我发现咱们连队后面的山坡上其实有水源，只是被石头堵住了。如果我们能修一条引水渠，把水引下来，就不用天天跑那么远拉水了。＂

我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他：＂你咋知道？＂

＂我不是负责绘制连队地图吗？前几天测绘的时候发现的。＂他兴奋地说，＂我还做了计算，只要在几个关键点挖通，水就能自己流下来！＂

第二天，李明涛把他的发现报告给了指导员。

＂这能行吗？＂指导员将信将疑地问，翻看着李明涛画的草图。

＂我算过，只要在山谷这几个点挖通，水就能流下来。＂李明涛指着他画的草图说，信心十足。

指导员沉思片刻：＂这事得向连长汇报，毕竟要调人力物力。＂

我看李明涛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赶紧站出来：＂报告指导员，我认为李明涛的方案可行。我第一个举手，带队去干！＂

连长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但只给了十天时间，还派了个老兵监督我们，怕我们胡来。

那十天，真是拼了命。

戈壁滩的石头硬得跟铁似的，铁锹打上去直冒火星子。

我的手磨破了，李明涛的眼镜摔坏了一只镜片，他就用胶带粘着继续干。

有天中午，太阳毒辣，我们都躲在石头下乘凉，李明涛却还在那测量线路。

＂歇会儿吧，别累坏了。＂我递给他水壶。

＂不行，今天必须测完这段，不然明天没法施工。＂他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浸湿了眼镜布。

我看他这么拼命，心里佩服得不行，也更加卖力地干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水终于哗啦啦地流下来了！

全连欢呼雀跃，老兵们不再叫李明涛＂绣花枕头＂了，而是亲切地喊他＂水利专家＂。

连长亲自给我们倒了一杯水，说这是最珍贵的奖励。

我和李明涛捧着那杯水，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轻轻地喝了一口，那是我喝过最甜的水。

就在我们关系最好的时候，变故来了。

1973年春天，军区文工团来连队选拔人才，一眼就看中了李明涛。

＂你小子有文化，还懂音乐，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文工团的团长拍着他的肩膀说，眼睛里满是赏识。

同一天，我被提拔为班长，连长还暗示我有机会转业去县城工作，那是很多农村兵梦寐以求的美差。

晚上，我们偷偷爬上了戈壁最高点的＂望乡台＂，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能看到远处连绵的雪山，晚上还能数星星。

＂你要走了。＂我木讷地说，心里不是滋味。

＂嗯，后天就走。你也可以去县城啊，那边条件好。＂他撕着手里的草叶。

＂我还是喜欢这儿，虽然苦点，但是自在。＂我望着远处的山峦，感觉喉咙有点发堵。

月光下，李明涛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给，这是我给你做的《常用字识读手册》，我都标了音，你自己多练习。＂

我翻开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和注音，有些页角还因为常翻看而磨出了毛边。

鼻子一酸，我也从兜里掏出个东西：＂我刚学会用石头磨东西，给你磨了个＇军魂＇挂饰，你带着，别忘了咱们是戈壁滩的兵。＂

那个挂饰是我偷偷做了好几天的，用连队附近的戈壁玉石磨成的，上面刻着＂军魂＂二字，虽然歪歪扭扭的，但我很满意。

。＂他郑重其事地说，眼里闪着光。

＂说啥呢，咱是战友，这辈子都是！＂我拍着胸脯保证。

然后我们互相留了家里的地址，约定有空就通信，说说各自的近况。

他走的那天，我没去送他，借口说有值班脱不开身。

实际上是不想让他看见我红肿的眼睛。

关系好的战友离开，比闯过刀山火海还难受。

他走后，我们还经常通信。

信里，他告诉我他在文工团表现不错，被选为团里的小组长，负责排练节目，还获得了军区嘉奖。

后来他又被选送去了军校，学习文化和军事理论。

我在信里跟他说连队的新人新事，偶尔还夹杂几句我刚学会写的诗句，虽然歪歪扭扭的，但他总是在回信里称赞我进步快。

1978年，我退伍了，回到了家乡。

离开戈壁滩的那天，我站在望乡台上，看着这片生活了八年的土地，心里满是不舍。

回到家乡后，靠着在部队学到的机械知识，我开了个小厂，生产农用工具。

刚开始很艰难，乡亲们不相信我这个当兵回来的能干好工厂的活，订单少得可怜。

爹娘也不理解：＂你好不容易从部队回来，怎么不去找个稳当的工作？非要自己折腾。＂

我咬牙坚持着，一次次上门推销自己的产品，证明自己的技术。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需要工具，我的生意慢慢好起来。

家里的条件也跟着好转，我给爹娘盖了新房子，又给自己娶了媳妇，日子红红火火的。

跟李明涛的联系渐渐少了，但每次过年，我都会收到他的贺卡。

1985年，我收到他的信，得知他从军校毕业，已经是某军区机关的干部了。

信中还附了张照片，他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一栋大楼前，样子神气极了。

看到照片，我忍不住笑了：＂这小子，出息了啊！＂

1992年，听说国家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我壮了胆子，贷款扩大厂子，开始生产农机配件。

那段时间我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跑业务，晚上检查生产，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但心里踏实。

日子刚有点起色，1998年亚洲金融风波来了，订单锐减，厂子眼看就要垮了。

我愁得睡不着觉，媳妇看我整夜整夜地坐在院子里抽烟，心疼地劝我：＂实在不行就关了吧，咱们回老家种地去。＂

＂不行，这是我的心血啊！＂我倔强地说，＂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挺过去。＂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银行来人说有笔低息贷款批下来了，还说是支持老军人创业的专项资金。

我懵里懵懂地接受了，心里纳闷：我就一普通退伍兵，咋就这么好运了？

厂子总算熬过了那段艰难时期，慢慢走上正轨。

2008年，我的工厂转型为精密零件生产，成了县里的＂星火企业＂。

我也开始回馈社会，每年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贫困学生，特别是那些想当兵但家里条件不好的孩子。

时间一晃到了2010年秋天，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邀请函——参加＂老兵回家＂主题活动。

说实话，我都快忘了自己当过兵了，可那份军人的血性，在我骨子里从没褪去。

活动在省军区礼堂举行，来了不少老兵，有的已经满头白发，有的还精神矍铄。

礼堂里挂满了红色横幅，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类的标语，还播放着激昂的军歌。

我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西装，戴着老花镜，像个老学究似的四处张望，寻找熟悉的面孔。

刚入场，就听见有人喊：＂铁牙钢嘴！＂

这绰号，连队里只有一个人这么叫我。

那是因为我说话从不饶人，有啥说啥，牙尖嘴利，所以李明涛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

我猛地回头，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那儿，戴着眼镜，眼神依然清亮。

＂李明涛？＂我不确定地喊道，心跳忽然加速。

＂除了我还能有谁？＂他大步走过来，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像两头笨拙的老熊。

抱着抱着，我忽然发现自己眼眶湿了。

他已是军区退休的副厅级干部，曾在军区后勤部、军区机关等重要岗位工作。

退休后还担任了老干部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关心退休军人的生活福利问题。

席间，他神秘地问我：＂记得1998年那笔救你厂子的贷款吗？＂

我点点头：＂要不是那笔钱，我早就完蛋了。怎么，你知道内情？＂

＂那是我托军队转业基金办的。＂他眨眨眼，＂我一直关注着你呢，看到报纸上说你的厂子获得了县里的表彰，我就打听了一下情况。结果发现你小子遇到了困难，就托了点关系。＂

我鼻子一酸：＂这么多年，你小子藏得够深的啊！怎么都不露个面？＂

＂我也想啊，可那会儿工作太忙了，又怕你知道是我帮的忙会不好意思接受。＂他笑着说，＂你小子能干，就是缺资金周转。我这不是投资嘛，看你现在混得不错，我这投资很成功啊！＂

我们相视大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戈壁滩共患难的岁月。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当年的边防连队，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座繁华的边境城镇。

原来的营房变成了博物馆，展示着边防部队的历史；曾经的训练场成了休闲广场，老人们在那跳广场舞；我们挖的引水渠被扩建成了一条小河，河边种满了柳树，成了当地的风景线。

我们找到了＂望乡台＂，那里建了个观景台，成了当地的旅游景点。

坐在观景台上，李明涛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军魂＂挂饰，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了，但他一直带在身上。

我也从钱包里取出那本泛黄的《常用字识读手册》，页角都卷了，但字迹依然清晰。

＂齐大山，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可从没忘记咱们在戈壁滩的日子。＂他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才是真本色。没有那段经历，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

＂是啊，那会儿虽然苦，但人纯粹。＂我感慨道，＂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可正是那些苦日子，锻炼了咱们的意志。＂

我们沿着小城的街道慢慢走着，看到孩子们嬉笑打闹，妇女们在街边摆摊卖瓜果，老人们坐在树荫下喝茶聊天。

李明涛忽然停下脚步：＂你说，咱们守的这片土地，值得吗？＂

我想起了他四十年前问过我的那个问题，笑着回答：＂值得，这辈子都值得。＂

夕阳西下，我们两个古稀老人坐在山头上，看着远处的城镇灯火次第亮起。

这里曾是荒芜的戈壁，如今却生机勃勃；我们曾是年轻气盛的毛头小伙，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突然，李明涛清了清嗓子，唱起了连队的军歌：

＂戈壁滩上驻守边关，风吹日晒不畏艰险...＂

我也跟着唱起来，嗓子有些嘶哑，却异常洪亮。

两个白发老人的歌声飘荡在暮色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望着远处的灯火，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骄傲：我们的青春，没有白费；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我们的牺牲，值得骄傲。

＂老齐，那个戴眼镜的上海兵，后来怎么样了？＂老连长坐在轮椅上，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他啊...＂我笑了笑，心里翻腾起万千思绪，＂他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