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蛇之殇：谁该为生命的代价负责？

文丨崔桂忠

夏秋之交的风还带着燥热，两起血色事件却骤然刺破生活的平静——贵州黔西南的稻田边，一名50岁男子弯腰捡起一条蛇，误将致命的眼镜王蛇认作温顺的乌梢蛇，竟饶有兴致地挂在脖颈间玩耍，还任由蛇钻进裤管。他身旁有人举着手机拍摄，笑着说“没事的”，可谁也没料到，从毒蛇噬咬到毒发身亡，不过一两个小时；云南牟定的松林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2岁的妹妹和7岁的哥哥正追逐嬉戏，却突然遭遇胡蜂群疯狂围攻。最终，妹妹身上留下700多处蜇痕，哥哥也有300多处，24小时内，两个稚嫩的生命相继凋零。

这些悲剧看似是偶然的“意外”，实则是自然法则与人类认知的残酷碰撞，更照见我们在自然面前的致命自负，以及风险防范体系的系统性失守。

人类总习惯于用童话滤镜美化自然，将野外生物简单划分为“无害”与“有害”。贵州那名男子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眼中，手中不过是一条温顺的“乌梢蛇”，一如童年记忆里那些无害的小动物。他任蛇钻入裤管，抽烟笑谈，身旁还有人拍摄视频、说着“没事的”，全然不知正与自然界最顶级的猎手进行生死赌局。这种认知偏差并非个例——在城市文明的包裹下，越来越多人失去辨识自然风险的能力，却膨胀了征服自然的虚妄自信。我们刷着萌宠视频，分享“与蛇共舞”的惊险画面，却在无形中消解了对自然的敬畏，将危险生物浪漫化为可把玩的玩具。

更深层的悲剧在于监管的“真空”与科普的“断链”。云南牟定县的胡蜂养殖者为何能在无防护、无警示的情况下大规模养殖危险蜂种？只因当前法规对胡蜂养殖既无明确审批要求，也无清晰监管职责划分。林业部门推给农业部门，地方政府的摸排整顿总是滞后于悲剧发生。这种“无人驾驶”式的监管，与农村地区科普教育的严重缺位形成恶性循环。村民们靠口耳相传的“经验”辨识蛇类，凭“应该没事”的侥幸对待危险，而系统性的安全教育和应急培训却始终未能下沉至田间地头。若有基本辨识能力——知晓眼镜王蛇与乌梢蛇在头颈、鳞片、纹路上的差异——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两起悲剧同样暴露出应急体系的脆弱。贵州男子从被咬到死亡仅一两个小时，根本来不及获得专业救治；云南兄妹被蜇数百处，即便送医也回天乏术。必须承认，在广大农村地区，抗蛇毒血清储备不足、专业救治力量薄弱、转运机制不畅等问题依然突出。而普通民众的急救知识更是匮乏——多少人知道被毒蛇咬后不该用嘴吸毒、不该过度捆扎、应尽量记住蛇的特征？这些救命知识本应成为常识，却成了许多地区的“奢侈品”。生命在“来不及”的叹息中消逝，留下无尽悔恨与质问。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类悲剧正成为一种“新常态”。随着生态环境改善和特种养殖业发展，人与危险生物的接触机会不断增加。从河南八旬夫妻被胡蜂蜇亡，到各地频发的毒蛇咬伤事件，都在提醒我们：自然从不是温顺的羔羊，它的反噬可能随时到来。我们在城乡发展过程中，是否充分评估了这些风险？是否建立了相应的防范体系？答案并不乐观。当养殖胡蜂成为“致富新路”时，我们是否同步普及了防护知识？当毒蛇出没于田间地头时，我们是否提供了充足的医疗保障？

面对生命的逝去，我们不能止于哀悼。必须构建一道从认知到监管再到急救的立体防线——不仅要通过创新形式让科普知识真正“下乡入户”，更要明确危险生物养殖的监管职责，完善法规标准。同时，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应急救治能力，建立区域性抗毒血清储备网络。最重要的是重塑对自然的敬畏：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主宰者。每一次与野生生物的相遇，都应当保持安全距离和清醒认知。

这个夏秋之交，云南孩童的笑声永远停在松林里，贵州男子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稻田边。这些用生命换来的警示，不该只是新闻里的“热点”，更应成为刻在每个人心中的“警钟”。对自然的傲慢与无知，终将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我们，再也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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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