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当天我跟女秘书玩笑：有五百万就娶你 她：我给你五百万呢？

办公室的纸箱子已经打包好了，装了三年攒下的东西：一个保温杯、两本笔记本、一盆绿萝。我把最后几张发票塞进信封里，靠在椅背上环顾了一圈。这个工位坐了三年，窗户朝北，冬天见不着太阳，夏天西晒能把人烤熟。当初嫌它不好，真要走了，又有点舍不得。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六年，从普通文员做到项目主管，月薪从三千二涨到八千。离职的原因很简单——老板的小舅子要来，我给他腾地方。补偿给了四个月工资，不多不少，够我撑一阵子。同事们挨个来道别，有真心的，有客套的，我都笑笑，说“以后常联系”。都是场面话，大家心知肚明，离职以后能联系的没几个。

小周是最后一个来的。她是我的助理，跟了我两年，二十五岁，戴着黑框眼镜，马尾扎得高高的，办事利索，从不拖泥带水。她抱着一摞文件夹放我桌上，说：“王哥，这些是要归档的，我都整理好了。”我说谢谢。她没走，站在那儿，手指头在文件夹边上划来划去，像还有话要说。我开玩笑：“咋了？舍不得我？”她没接茬。我又说：“那等哪天我发达了，有五百万就娶你。”

这话说完我就后悔了，嘴欠。办公室里就我俩，门开着，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声咯噔咯噔的。我正准备打哈哈把话圆过去，她忽然低下头，声音很小：“我给你五百万呢？”

我愣住了。手里转着的笔掉在桌上，骨碌碌滚到地上。她弯腰捡起来，搁在我面前，抬起头看着我。那个眼神我记到现在，不像开玩笑，也不像试探，就是认认真真地看着我，等我回答。黑框眼镜后面那双眼，亮亮的，带着点水汽。

“你说啥？”我明知自己没听错，可嘴比脑子快，又问了一遍。

“我说，如果是我给你五百万呢？”她声音还是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娶不娶？”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办公室的空调嗡嗡响，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灰尘味儿。走廊里有人喊了一声“小周，电话”，她没应，就那么看着我。

小周家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她爸在我们市开了一家不小的建材公司，她来这儿上班不是为了挣钱，是她爸让她“从基层做起”。同事们私下聊过，说她家少说有上千万。她从来不说这些，跟我们一样吃食堂、挤公交、加班到半夜吃泡面。有回下雨她没带伞，我把伞借给她，第二天她还回来，伞叠得整整齐齐，袋子里还塞了一包姜茶，写了个纸条“别感冒了”。那张纸条我夹在笔记本里，一直没扔。

我对她不是没想法。两年了，天天在一块儿干活，她冲我笑一下，我能高兴半天。可我不敢。人家是老板的女儿，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家里三间砖瓦房，爹妈种地，拿啥娶？每次这个念头冒出来，我就把它摁回去，告诉自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我从来没想过，这只天鹅会主动低头问我。

“小周，你别拿我寻开心。”我说。

“我没寻开心。”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不到一米远，我能闻见她身上洗衣液的味道，清清爽爽的，跟办公室的灰尘味儿搅在一起。“你辞职了，我也不想干了。我爸让我回去帮他，我跟他说了，我想自己过日子。”

“啥日子？”我问。

“跟你。”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认真的，甚至有点紧张，手指头绞着文件夹的边角，把那个角绞得翘起来。

我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朵云，我看了它三年，从来没觉得它好看，今天看着，忽然觉得它像棉花糖。

“我家的情况你知道不？”我说。

“知道。”她说。

“我没房没车，存款不到十万。”

“我有。”

“我爸妈在农村，种地的。”

“那咋了？”

我转过头看她。她还站在那儿，马尾扎得紧紧的，几缕碎发从额前垂下来，贴在脸上。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洗得发白，袖子卷到手肘。两年了，我没见她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冬天就是那件灰棉袄，夏天就是那几件换洗的衬衫。她想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个干活利索的小周，不是老板的女儿。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纸箱子抱在手里，有点沉，绿萝的叶子蹭着我下巴，凉丝丝的。她往后退了半步，给我让出过道。我走到门口，停下来，没回头。

“小周，你刚才说的，是真的不？”

身后安静了两秒。她说：“真的。”

“那等我安顿好了，来找你。”

“去哪找你？”

“我手机没换号。”

我抱着纸箱子出了门，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白惨惨的光照着地砖。电梯到了，我走进去，门关上的瞬间，看见她从办公室跑出来，站在走廊那头，马尾辫在肩膀上一晃一晃的。电梯门合上了，那张脸没了。

回到家，我把纸箱子搁地上，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阵呆。窗户开着，外面是灰蒙蒙的天，楼下有个卖豆腐脑的，喇叭里喊着“热乎的，甜咸都有”。那声音断断续续的，被风吹得一截一截。我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通讯录里“小周”那个名字，没拨，锁了屏，搁在茶几上。

她没发消息，也没打电话。一整天，手机安安静静的。

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买早点，在楼下看见了她的车。一辆灰色的大众，停在槐树底下，她坐在驾驶座上，车窗开着，手里端着一杯豆浆，看见我出来，把豆浆搁在杯架上，下了车。

“你咋知道我住这儿？”我问。

“你填过紧急联系人，我记过地址。”她说得很平常，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没接。她塞进我手里，说：“打开看看。”

信封里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里面有五百万。不是我爸的，是我自己攒的。这些年工资、奖金、加上我炒股攒的，够了。密码是你生日。”

我拿着那张卡，站在槐树底下，手有点抖。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下来，照在卡面上，反着光。她靠着车门，两手插在兜里，看着我，脸上没有得意的笑，也没有紧张，就是很平常地等着我说话，像在办公室等我签字一样。

“你认真的？”我问。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过？”她反问。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我加班到很晚，她也没走，帮我对账。对到最后一笔，她忽然问我：“王哥，你说人这辈子图啥？”我说图啥？她说：“图个踏实。找一个靠谱的人，过踏实日子。”

那时候我以为她随便说说。现在才知道，她说的是我。

我把那张卡装进口袋，跟她并排靠着车门站着，看着小区门口那条马路。早点摊的生意正好，有人排队买油条，热气从锅里冒出来，在晨光里白花花的。远处有个老头遛狗，狗绳拖在地上，被风吹得弯弯曲曲。她伸手把散下来的头发别到耳后，胳膊肘碰了我一下，没缩回去。

“五百万的事，算数不？”她问。

我说算。

“那走吧。”她说，“去吃早饭，我饿了。”

“你想吃啥？”

“豆腐脑，咸的。”

我笑了笑，锁了车门，跟她并排往早点摊走。阳光从东边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落在人行道的地砖上，一前一后，挨得很近。

早点摊的老板娘认识我，看见小周，笑着问：“你媳妇？”我说不是。小周在旁边接了一句：“快了。”老板娘哈哈大笑，盛了两碗豆腐脑，一碗咸的，一碗甜的，各放了两勺卤。我从桌上的筷笼里抽出两双一次性筷子，掰开，递给她一双。她把豆腐脑搅了搅，舀了一勺送进嘴里，烫得直吸气，腮帮子鼓鼓的，像一个塞满坚果的松鼠。

我看着她，没吃，碗里的热气往脸上扑，糊住了眼镜片。我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再戴上，她还低着头喝豆腐脑，碗端得很高，把最后一口卤也喝干净了。喝完把碗一搁，拿纸巾擦嘴，发现我在看她，皱了皱鼻子：“看我干啥，快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