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碎眼镜王蛇蛇蛋，村民劝我去外地躲一个月，我只觉得太过夸张

踩碎眼镜王蛇蛇蛋，村民劝我去外地躲一个月，我只觉得太过夸张。

楔子

我蹲在村口老槐树底下，用一根树枝拨弄着地上的蚂蚁窝，看它们炸了锅似的往四面八方乱爬。母亲骂我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隔着两堵土墙一条石板路，灌进耳朵里还是清清楚楚：你个讨债鬼，整天蹲地上跟蚂蚁作伴，你倒是看看隔壁春生，人家都学会看拖拉机了！你就一辈子蹲地上数蚂蚁吧！

我没抬头。春生他爹是村主任，春生当然能学会看拖拉机。我爹就是个种地的，去年害了一场病，连种地都不太利索了。这些事我懒得跟母亲争，争了也没用，她骂完了该做饭做饭，该下地下地，日子照样过。

正是六月的天，日头毒得很，地面晒得发烫，屁股底下那截老槐树根都被晒出了裂纹。我拿树枝在蚂蚁窝边上画了一个圈，看那些蚂蚁在里面团团转，怎么也翻不过那道浅浅的沟。正看得入神，听见村里的大喇叭响了两声，滋滋啦啦的杂音过去，主任的声音传出来：各家各户注意了，气象站预报，今晚到明天有大暴雨，西山那条沟里的水怕是又要涨上来，住在低处的几户提前把东西往高处挪一挪，鸡鸭猪羊都关好。

大喇叭喊完，又是滋滋啦啦一阵杂音，然后就安静了。我把树枝一扔，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西边山头已经堆起了厚厚的云层，乌沉沉地压着，跟墨汁泼上去似的。母亲站在院子门口冲我喊：还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帮忙把柴火搬到棚子里头去！

我应了一声，慢吞吞往家走。路过高家老宅的时候，我停了一下。高家老宅在村西头最边上，挨着西山脚，好些年前高家人搬去县城之后就再没人住，院墙塌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齐腰的野草。我平时不怎么往这边来，今天鬼使神差地拐了进去。老宅的堂屋门歪歪斜斜地挂着，门板上糊的纸早就被风雨撕干净了，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木头。院子里那口井用一块大石板盖着，石板上长满了青苔。我绕着井走了一圈，忽然听见脚底下咔嚓一声脆响，像踩碎了什么东西。

我低头一看，脚边碎了几枚白花花的东西，圆溜溜的，比鹌鹑蛋大一圈，壳薄得透亮，里面隐隐能看见什么东西在蠕动。我愣了一下，往后跳开一步，低头细看。草丛里还窝着好几枚，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块，被半枯的茅草盖着，要不是我这一脚踩上去，根本不会注意到。我蹲下来，拿手指头戳了戳其中一枚完整的，那蛋壳软软的，指尖能感觉到里面温温热热的，有什么活物在动。

我心里咯噔一下。在农村长大的，谁不认识蛇蛋。可这蛋大得不寻常，比一般的菜花蛇蛋大出两圈不止，壳也比普通的蛇蛋要薄，透出来的颜色发白。我正琢磨着，背后一阵脚步声，村里的老光棍孙德贵端着一碗面条走过来，看见我蹲在高家老宅院子里，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跑这儿来干什么？这地方阴气重，少来。

我指了指地上：孙叔，你看这是啥蛇的蛋？

孙德贵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当时就变了，碗差点没端稳。他蹲下来，拿筷子拨了拨那碎掉的蛋壳，又看了看窝里的几枚整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眼镜王蛇的蛋。

我听说过眼镜王蛇。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古，说那东西有手腕那么粗，立起来比人还高，脖子一扁，后面那个花纹看着跟戴了副眼镜似的，咬一口能把一头牛放倒。村里前些年也有人见过，但都是远远地瞧见个影子，从来没人敢靠近。我看了看地上那几枚蛋，说：眼镜王蛇的蛋能在这儿？这都多少年没人来这院子了。

孙德贵把面条碗往地上一搁，伸手把我往后拽：你先别管为啥在这儿了，你踩碎了它的蛋，这事儿大了！眼镜王蛇这东西记仇，你毁了它的崽，它不得找你拼命？你赶紧回去跟你妈说一声，躲出去！躲得越远越好，最少一个月！

我被他拽得踉跄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地上那几枚碎蛋壳，又看了看草丛里剩下的那几枚整蛋，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踩碎了人家的蛋，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生气，可一条蛇还能记仇记到人身上来？我听说蛇这东西报复心强，可那也是听说的，谁真见过？

孙德贵急得直跺脚：你还愣着干啥！我跟你说正经的！那年隔壁李家坳有个人，也是在山上碰见一窝蛇蛋，拿石头砸了，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蛇缠了脖子，差点没命。你要是不信，你去问问你爹，你爹年轻时候也遇见过这事儿！

他推着我往院外走，自己弯腰捡起那碗面条，嘴里面条都顾不上吃了，一边走一边回头往地上看，跟怕那些蛇蛋突然孵出来追上来似的。到了院门口，他又叮嘱我一句：千万别不当回事！你踩的是眼镜王蛇的蛋，不是菜花蛇！这东西比人精，你踩了它的蛋，它能顺着味儿找你一个月！

我被他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弄得有点想笑，可看他急得满头是汗，又不好意思笑出来。我说：行行行，我回去跟我妈说一声。

孙德贵这才放心似的点点头，端着他那碗面条往自家去了，走出去几步又回头冲我喊：记着啊！一个月！少一天都不行！

我站在高家老宅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那头，低头又看了看自己的鞋底。鞋底沾了些碎蛋壳和黏糊糊的蛋液，黄白色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我拿脚在路边的石头上蹭了蹭，把那东西蹭掉，心里想着，这事儿真有那么邪乎？

回到家，母亲已经把柴火都搬到棚子底下了，正拿着扫帚扫院子。见我进来，劈头就问：你又野哪儿去了？喊你半天不回来。

我说：我去高家老宅那边转了转。

母亲手里的扫帚停了一下：那地方有什么好转的？破屋烂院的，小心让蛇咬了。

我没接这话，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妈，我在那边踩碎了几个蛇蛋。孙叔说是眼镜王蛇的蛋，让我躲出去一个月。

母亲手里的扫帚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她转过身来盯着我，脸上的表情我从来没见她有过，嘴唇都发白了：你说啥？眼镜王蛇？

我点点头。母亲两步跨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变了调：你踩碎了它的蛋？几个？在哪儿踩的？那蛇你看见了没有？

我说：没看见蛇，就踩了几个蛋。孙叔说让我躲出去。

母亲松开我的胳膊，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两步，忽然冲屋里喊：老陈！老陈你快出来！

父亲掀开竹帘子从屋里出来，一只手还捏着本卷了边的旧书。他看了看母亲那副样子，又看了看我，问：咋了？

母亲把事儿说了，父亲脸色也变了。他把书往窗台上一搁，走到我跟前蹲下来，看了看我的鞋底，又抬头看我的脸：你真踩了？

我点头。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说：孙德贵说得对，你得出去躲躲。这东西邪性。那年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在山上砍柴碰见一窝蛇蛋，用柴刀挑开了几个，当天晚上那条蛇就找上门来了，盘在屋梁上，嘶嘶地吐信子，吓得我三天没敢在屋里睡觉。后来还是你爷爷请了人来，做了场法事才算完。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还有过这么一出。他平时话不多，整天捧着本旧书看，我连他跟蛇打过交道都不知道。我说：可那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再说蛇这东西哪能记那么久？

父亲瞪了我一眼：你懂什么！眼镜王蛇跟别的蛇不一样，这东西灵性大，你伤了它的崽，它饶不了你。你孙叔说得对，最少一个月，出去躲躲。

母亲在旁边已经急得团团转了：躲哪儿去啊？县城你二姨家？那也得有地方住才行。要不……要不让你去你姑那儿？你姑在省城，地方大。

我看着爹妈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有点哭笑不得。我说：一条蛇而已，至于吗？咱们村这么多人，它还能找上门来？

父亲沉着脸说：你别犟。听你妈的，收拾两件衣服，今晚就走。你二姨家要是住不下，就先在县城的旅馆住几天，钱我给你。

我本来还想再争两句，可见父亲那表情，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我爹这人平时好说话得很，可一旦沉下脸来，那就是没得商量了。我只好进屋去收拾东西。母亲跟在后面，翻箱倒柜地给我找换洗衣服，一边找一边念叨：多带两件厚衣裳，虽说六月天，晚上还是凉。你那双球鞋底子薄了，换上那双胶鞋，走路利索……

我坐在床边看她忙活，心里头其实压根没当回事。眼镜王蛇也好，菜花蛇也好，不就是条蛇么，难不成还真能顺着味儿追到县城去？可我嘴上不敢说，怕母亲又急眼。她这个人一急就絮叨，絮叨起来没完没了，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收拾完东西已经快傍晚了，西边山头的乌云越堆越厚，天暗得比平时早。父亲从柜子里拿了两百块钱塞给我，又叮嘱了几句到了县城给你二姨打电话、别乱跑、一个月之后再回来之类的话。我一一答应着，背着包出了门。

走到村口的时候，碰见了春生。春生正赶着一群鸭子往回走，看见我背着包，问：去哪儿啊？

我说：去县城我二姨家待几天。

春生嘿嘿笑：你妈又嫌你碍事了？我说，不是。春生也不追问，赶着鸭子走了。

我站在村口回头看了看村子。暮色里，村子笼在一片昏黄的光里，几缕炊烟歪歪斜斜地升起来，被风扯散了。西边山顶的乌云已经压到了半山腰，眼看那场暴雨就要来了。村口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地上的蚂蚁窝早就被风刮平了，蚂蚁们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我转身沿着出村的路往镇上走，走了大约一里地，忽然听见身后有什么声音。我停下来回头看了看，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风吹过路两边的玉米地，叶子哗啦啦地响。我站了一会儿，没看见什么异常，又继续往前走。

走了没几步，那声音又来了。这回我听清了，不是风声，是什么东西在草丛里穿行的声音，沙沙沙的，贴着地面，速度很快。我猛地转过身，目光扫过路两边的玉米地。玉米秆子一人多高，密匝匝地挤在一起，风一吹就晃，什么都看不清。可那沙沙声还在，就在路边的水沟里，离我不过两三步远。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手攥紧了背包带子。水沟里长满了杂草，草叶被什么东西拨动着，一丛一丛地往两边倒。我盯着那片草，心口砰砰跳起来。就在这时，一条黑黝黝的东西从草丛里探了出来，有小碗口粗细，上面覆着细密的鳞片，在昏暗的天光下泛着幽暗的光。

我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那东西从草丛里缓缓升起来，越升越高，最后足有大半个成年人那么高，脖子那儿扁扁地撑开来，后面一片花纹清清楚楚地露出来，真跟戴了副眼镜似的。它没动，就那么立在那儿看着我，脑袋微微偏着，分叉的舌头一伸一缩，嘶嘶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可我就是能感觉到它在看我。

我活了十八年，头一回觉得自己腿软了。我想跑，可两条腿跟钉在地上似的，一步都迈不动。那蛇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两点幽光，冷冷的，不像是动物的眼神，倒像是什么活物在打量你，在琢磨你。

就这么僵持了不知道多久，也许只有几秒钟，可我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然后那蛇慢慢地缩了回去，脖子上的扁也收了，整个身体沉进草丛里，沙沙声渐渐远了，最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我等到那条蛇彻底没影了，才发现自己后背全被汗浸透了，衣服黏在脊梁骨上，冰凉冰凉的。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弯着腰撑着膝盖，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然后我拔腿就跑，背包在背上颠来颠去，什么东西硌着脊梁骨生疼，我也顾不上管了。

跑到镇上车站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暴雨还没下，可天上那个云层厚得跟棉被似的，闷得人喘不上气。车站里零星几个人，都缩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打瞌睡。我买了去县城的票，在长条凳上坐下来，两条腿还在抖。

候车室的灯泡昏昏黄黄的，有几只飞蛾绕着灯泡扑棱棱地转。我把背包抱在怀里，脑子里全是刚才那条蛇立起来的样子。我踩碎的那些蛋，是它的崽。它找到我了。它刚才看着我，那个眼神我怕是这辈子都忘不掉。

孙德贵的脸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他说最少一个月，少一天都不行。我坐在候车室里，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忽然觉得自己之前想得太简单了。我原以为蛇就是蛇，冷血动物，哪有那么多讲究。可刚才那条蛇立在那儿看我的时候，我从它眼睛里看见了别的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可我敢肯定那不只是冷血动物的本能。

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动的时候，窗外开始下雨了，豆大的雨点砸在车窗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响。我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心里乱糟糟的，爹妈的脸、孙德贵急得跺脚的样子、那条蛇立起来的模样，搅在一块翻来覆去。

车颠簸着往县城开，雨越下越大，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全是白茫茫的水汽。我摸了摸背包里的两百块钱，又想起二姨家那个小得转不开身的客厅，想起二姨夫那个不爱说话的性子。在县城待一个月，想想都闷得慌。可没办法，家里待不住了。

我睁开眼，车窗上自己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外面的雨声跟打鼓似的。我忽然想起来，出门的时候母亲追出来塞给我一个红布包，说是缝在衣服里头的，让我贴身带着。我当时随手揣兜里了，这会儿摸出来一看，一个巴掌大的红布小包，针脚密密麻麻地缝着，里面硬邦邦的，不知道装的什么。母亲信这些，小时候我身上长了东西，她就拿艾草煮水给我洗，说是驱邪的。这个红布包想必也是同样的路数。

我把红布包重新揣回兜里，靠着椅背又闭上眼。雨声很大，车里的闷热和摇晃让人犯困，没过多久我就迷糊过去了。

到了县城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雨还在下，比之前小了些，淅淅沥沥的。车站门口的水泥地上积了浅浅一层水，映着路灯昏黄的光。我站在车站门口的雨棚底下，给二姨家打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二姨的声音含含糊糊的，像是已经睡下了。我说二姨我是陈远，我妈让我来你这儿住几天。二姨哦了一声，说你来吧，路上小心，又说了她家的地址，其实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拦了一辆三轮车，跟师傅说了地址。三轮车在雨里穿过县城几条街，最后停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我给了车钱，踩着积水进了小区。二姨家在五楼，没电梯，我爬上去的时候腿还是软的，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被那条蛇吓的。

二姨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衣，头发乱蓬蓬的，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我让进去：哎呀你这孩子，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这么晚了淋了一身雨。她去卫生间拿了条毛巾递给我，又去厨房倒了杯热水。二姨夫在卧室里咳嗽了一声，没出来。

我坐在二姨家那张旧沙发上，捧着热水杯暖手。二姨在旁边坐下，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在车站吃了碗面。她又问是不是跟家里闹别扭了，我说没有，就是出来待几天。二姨也没多问，去杂物间给我铺了个折叠床，抱了床薄被子出来。

我躺在那张折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雨时大时小，打在空调外机上叮叮咚咚地响。二姨家的客厅不大，沙发茶几折叠床一摆，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头顶的白炽灯关着，只有厨房那盏小夜灯还亮着，从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

我摸出手机看了看，没有信号。村里信号本来就不好，到县城了也没好到哪儿去。我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又看见那条蛇立起来的样子。它那个眼神我怎么都忘不掉，冷冷的，像是在说：我知道你在这儿。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陈远，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蛇，它还能追到县城来不成？可这么一想，又觉得它说不定真能追来。孙德贵说了，眼镜王蛇记仇，能顺着味儿找你一个月。今天在村外那条路上，它不就找来了么？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六月的天，虽然下雨凉快，也不至于冷，可我后脊梁一直发凉，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就这么半睡半醒地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窗外的天蓝得跟洗过似的。二姨上班去了，二姨夫在客厅里看早间新闻，看见我出来，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我去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自己脸色不太好，眼下一片青黑，头发乱糟糟的。

二姨夫在客厅里说：厨房有粥，你自己盛。我说了声谢谢，去厨房盛了碗粥。粥是小米的，熬得稀烂，上面浮着一层米油。我端着碗坐回客厅，二姨夫看着电视，没再说话。他这个人是这样，不爱闲聊，我在他家住了好几回，跟他说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

吃完早饭我没事干，在二姨家的小客厅里转了两圈，觉得闷得慌，就换了鞋下楼去。小区里没什么人，几个老头在凉亭底下下棋，旁边蹲着一只黄猫，眯着眼打盹。我走过去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看老头们下棋。老头们下棋安静得很，半天才走一步，棋子落在石棋盘上啪的一声脆响。

我坐了一会儿，那只黄猫忽然警醒地竖起了耳朵，眯着的眼睛也睁开了，琥珀色的瞳孔缩成一条线。它往我身后看了一眼，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弓着背喵地叫了一声，从凉亭底下蹿了出去，几下就没了影。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就是一排冬青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没什么异常。可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总觉得哪儿不对。我站起来绕着冬青树走了半圈，什么也没看见，可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就是消不下去。

老头们还在下棋，没人注意到那只猫跑了。我站在那儿，心里七上八下的，最后还是回了楼上。一进门就把门锁上了，反锁了两道。二姨夫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看他的新闻。

那一整天我都没再下楼。二姨下班回来买了菜，在厨房里忙活，二姨夫偶尔进去搭把手。我坐在沙发上翻一本旧杂志，翻来覆去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吃饭的时候二姨问我怎么脸色那么差，是不是水土不服。我说没事，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晚上我躺在折叠床上，翻来覆去又是半宿没睡着。客厅窗户开着半扇透风，窗帘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外面的路灯灯光透过窗帘映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我盯着那团晃动的光影，忽然听见窗户外面有什么声音。

那声音很轻，跟昨天晚上在村外听见的一模一样，沙沙沙的，像是什么东西在墙面上爬。我一骨碌坐起来，心跳得厉害。客厅里黑乎乎的，二姨和二姨夫在卧室里已经睡了，均匀的呼吸声隐隐约约传过来。我光着脚走到窗户边上，贴着墙往外看。

五楼的外墙光秃秃的，只有几条空调管道和排水管。外面的路灯照着那片墙面，什么也没有。可那沙沙声还在，就在窗户底下，贴着外墙往上爬。我咽了口唾沫，慢慢地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往外探头。

就在窗户底下不到一尺的地方，空调外机上面，一条黑黝黝的东西盘在那儿。它看见我探头，缓缓地抬起头来，脖子那个位置又开始扁了，花纹清清楚楚。我吓得猛地往后一缩，手忙脚乱地把窗户关上，咔嚓一声锁死了。

我靠在墙上大口喘气，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它在外面。它真的追来了。五楼，它爬上来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孙德贵那句话翻来覆去地响：最少一个月，少一天都不行。

卧室的门开了，二姨披着衣服走出来，看见我站在窗户边上脸色煞白，吓了一跳：陈远你咋了？做噩梦了？

我说没事，就是窗外有只野猫，吓了一跳。

二姨看了看窗户，说野猫还能爬上五楼？她走过来把窗帘拉严实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快去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我说好，重新躺回折叠床上，可眼睛一直盯着那扇窗户。

窗帘拉严了之后，外面的灯光透不进来，屋里黑透了。我竖起耳朵听了好半天，那沙沙声没了。可我知道它还在，就在外面某个地方，等着。

第二天一早，我就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接的，我问她村里有没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昨天下了一场大雨，西山那条沟的水漫出来了，把村口的路淹了小半截。她问我住在二姨家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沉默了一下，说：你就在那儿好好待着，别乱跑。我嗯了一声，又问：那条蛇……有人看见了没有？

母亲顿了顿，说：你孙叔昨晚上来说，他在村口看见一条大蛇，从路上爬过去了，往县城的那个方向。我跟他说你走了，他就走了。我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喉咙有点发干。我说知道了，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我坐回沙发上，心里头那点侥幸彻底没了。它真追来了，一路追到县城。孙德贵说得没错，这东西记仇，记一个月。我踩碎了它的蛋，它就要找我算账。

我忽然想起来，高家老宅院子里还有几枚没碎的蛋呢。那蛇一路追我，那几枚蛋它管不管？要是别的什么东西把那几枚蛋祸害了，那蛇还不得疯了？我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真是闲得慌，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操心蛇蛋。

那天中午二姨回来做饭的时候，我跟她说我想回去了。二姨手里正在择菜，听我这么一说抬起头来：这就回去？不是说要住一阵子吗？我说家里有点事，我妈打电话让我回去。二姨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但也没多问，只说那你自己路上小心。

我当天下午就收拾东西走了。二姨送我到门口，又叮嘱了几句路上注意安全，到了打个电话。我应着，背着包下了楼。出了小区，我站在路边犹豫了一下，是直接去车站还是先找个地方吃口饭。正想着，余光瞥见路对面的树荫底下有什么东西一闪。

我猛地转头看过去。一棵梧桐树底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盘在树根那儿，被树影挡了大半，要是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那东西看见我转头，缓缓地动了动，往树后面缩了缩。虽然只看见一个影子，可我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它。

我站在大太阳底下，后脊梁又是一阵发凉。大中午的，街上人来人往，它就在路对面的树底下缩着，一动不动的。有人从树旁边走过去，谁也没注意到树根底下盘了这么个东西。我盯着那棵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往车站的方向走，步子迈得比平时快了不少。

到了车站买了票，我又回头看了看，车站门口人来人往的，没什么异常。可我知道它肯定在附近，说不定就在车站外面哪个角落里藏着。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车开动的时候，我往窗外看，车窗外什么也没有。

回去的路跟来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来的时候我心里不当回事，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条蛇。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窗外的山景一片绿油油的，雨后山上的雾气还没散尽，一团一团的挂在半山腰。我靠着车窗，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个事：它到底想干什么？是想咬我一口报复我踩了它的蛋，还是就想跟着我让我提心吊胆？

我不知道。我对蛇这东西了解太少了，以前只当它们是冷血动物，没什么想法。可这几天经历下来，我对自己之前的认知全动摇了。那条蛇的眼神，那个跟着我一路到县城又一路跟回来的劲头，不是冷血动物干得出来的。它就像个有脾气的活人，认准了要找我算这笔账。

车到镇上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我下了车，沿着出镇的路往村里走。路上没什么人，两边的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棒子已经结得老大了，胡须半干不干地垂着。我走了一会儿，又听见了那个声音，这回我不回头了，闷着头往前走。我知道它在后面，要出来早就出来了。

走到村口老槐树底下的时候，天快黑了。村口空荡荡的，没人。我站在槐树底下喘了口气，回头看了看来路，路上空荡荡的。我松了一口气，转身往家走。走了没几步，听见老槐树上窸窸窣窣一阵响，我抬头一看，一条黑影从树冠里探出来，挂在树枝上，倒垂着脑袋看我。

我手里的包差点掉地上。它就在槐树上，我一直从它底下走过去，要是它想动我早就动了。可它没动，就那么挂在树枝上看着我，舌头一伸一缩的。我跟它对峙了几秒钟，然后它慢慢地缩回了树冠里，树枝晃了晃，安静了。

我拔腿就跑。一路上跌跌撞撞的，好几次差点绊倒。跑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院子里亮着灯，母亲在灶房里忙活，父亲坐在堂屋门口抽烟。我冲进院子，把门咣当一声关上，插了门栓，靠在门板上大口喘气。

父亲抬头看我：咋了？跑啥？

我说：那蛇……跟回来了。

父亲手里的烟抖了一下，烟灰掉在裤子上。他没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把烟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说：进屋吧，吃饭。

我跟着父亲进了堂屋，母亲把饭菜端上桌，一家三口围着小方桌吃饭。谁都没说话，筷子碰碗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楚。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嚼了半天也尝不出什么味儿来。满脑子都是刚才槐树上那条蛇倒挂着看我的样子。

吃完饭，父亲把我叫到院子里。他坐在门槛上，又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才开口：你孙叔今天下午来找我了，说他想了几个办法。我说什么办法。父亲说：你孙叔认识一个老道士，在隔壁县，专门给人处理这些事。他说你要是愿意，明天他带你去一趟。

我说：那我躲一个月不就行了吗？

父亲摇了摇头：你都躲到县城去了，它还不是跟去了？躲不是办法，你得把这桩事了了才行。

我蹲在院子里，看着地上被月光照亮的青石板，半天没说话。父亲抽完一根烟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自己想想，想好了明天跟我说。他转身进了屋，留下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

六月的夜风凉丝丝的，吹得院子里的枣树叶子沙沙响。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把院子的地面照得白晃晃的。我蹲在那儿，脑子里乱成一团。躲了一个月回来它还在怎么办？难道我要躲一辈子？考大学怎么办？家里怎么办？一条蛇就让我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门栓还插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拔。我透过门缝往外看了看，巷子里空荡荡的，月光把石板路照得白花花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可我知道它就在附近，说不定就在哪家屋顶上趴着，或者在哪棵树上盘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家院子。

我回到屋里躺下，翻来覆去又是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跟父亲说：去看看吧。父亲点了点头，去村东头叫了孙德贵。

孙德贵来的时候还是那副样子，佝偻着腰，一双眼睛精明得很。他见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脸色不好。我没说话。他又说：你昨晚又见着它了？我说在村口槐树上。

孙德贵咂了咂嘴：我说什么来着，这东西记仇，你跟它结上梁子了。不过也别怕，我认识那个人，本事大，前些年李家坳有人被蛇缠上了，就是他给处理的。咱现在就去，趁天还早。

我跟着孙德贵出了村。他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说着那个老道士的事。老道士姓谢，原本是隔壁县谢家村的，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家里人以为养不活了，送去了道观，结果不但活了，还学了一身本事。后来道观拆了，他就回了村里，平时帮人看风水、治邪病，在那一带挺有名气。

孙德贵说：谢师傅这个人脾气怪，不是谁都见的。不过我跟他还算有点交情，你的事儿我跟他说了，他愿意见见你。

我跟着孙德贵走了大约十里地，翻了两道山梁，到了谢家村。谢家村比我那个村子还小，稀稀拉拉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半山腰上。孙德贵带着我走到村子最边上的一户人家门口，院子里种着几丛竹子，竹叶被风刮得刷刷响。院门虚掩着，孙德贵喊了一声：谢师傅在家不？

屋里有人应了一声，门帘一掀，出来一个瘦瘦的老头。看起来七十来岁，头发白了大半，扎了个小髻在脑后，穿一件灰布褂子，趿拉着一双布鞋。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孙德贵，说：进来吧。

我跟孙德贵进了院子。老道士搬了三个竹凳子出来，让我们在院子里坐。他坐下来，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杯茶，才开口问我：你踩了蛇蛋？

我点点头，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那天在高家老宅踩碎蛇蛋，到村外那条路上第一次见到它，到去县城它在窗外，到回来它在槐树上，一五一十全说了。

老道士听完，端着茶杯半天没说话。院子里只剩风吹竹叶的刷刷声和远处谁家公鸡打鸣的声音。好一会儿，他才放下茶杯说：眼镜王蛇这东西，跟别的蛇不一样。它护崽护得紧，你伤了它的崽，它不会轻易放过你。你踩碎的那几枚蛋，里面有它还没孵出来的娃，搁谁谁不急？

我说：那怎么办？我真要躲一个月？

老道士摆摆手：躲不是办法。你躲到天边去，它也能找到你。你要做的是跟它把这桩事了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去高家老宅，把那几枚没碎的蛋找出来，挪个地方。蛇蛋放在那儿没人管，孵不出来也白搭。你把蛋挪到西山那边的林子里去，那边暖和，适合孵蛋。你再买一只活鸡，搁在蛋旁边。鸡是蛇爱吃的东西，它看见了鸡，再看看你把它的蛋挪了地方，知道你不是存心害它的崽，这梁子就算解了。

我听着觉得有点玄乎：它能明白这个？

老道士笑了一下：蛇是不懂人话，可它懂意图。你做的事它看在眼里，知道你是好意还是坏意。你踩碎那几枚蛋不是故意的，可你没管剩下的蛋，它就当你存心要害它的崽。现在你去把蛋挪了，再送只鸡过去，它明白你是在补偿，事儿就了了。

孙德贵在旁边连连点头：谢师傅说得对，就是这么个理。我当年那个事儿也是这么解决的。

我半信半疑，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老道士又叮嘱了几句：挪蛋的时候用树枝或者木棍，别用手直接碰，蛇蛋上沾了人的气味它更不放心。鸡买活的，别杀，就活的搁那儿。你放完就回来，别回头，别在那儿等。

我跟孙德贵从谢家村出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孙德贵路上还在絮叨：谢师傅这个办法肯定管用，你就按他说的办。我想了想说：可是高家老宅现在没人住，那几枚蛋还在不在都不一定。

孙德贵说：在，怎么不在。你踩了那几枚碎的，剩下的没人动过，都在那儿。这样，你先回去买只鸡，下午我跟你一块儿去高家老宅，给你壮壮胆。

回到村里已经是中午了。母亲听说我要去高家老宅挪蛇蛋，又急又担心，嘴上不停地念叨：你可小心点，别又踩了什么东西。我说知道了。她去鸡笼里抓了一只老母鸡，用草绳绑了脚，递给我：这是家里最能下蛋的那只，你给送出去吧。

我看着那只老母鸡，有点舍不得。这只鸡跟家里好几年了，母亲天天念叨它下的蛋个大，过年都舍不得杀。我说换一只吧，母亲摆摆手：换什么换，鸡没了还能再养，这事儿了了要紧。她把鸡塞给我，又叮嘱了几句注意安全。

下午，孙德贵来找我。他拿了一把长柄柴刀，又拿了一根竹竿，说挪蛋用竹竿挑。我抱着那只老母鸡，跟着孙德贵往高家老宅走。走到老宅门口的时候，我脚步顿了顿。院子里荒草丛生的，跟那天我来的时候一样，可我心里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天我是闲逛进来的，今天是来跟一条蛇讲和的。

孙德贵推开半塌的院门，先进去走了一圈，确认院子里没蛇，才冲我招招手。我跟着进去，走到那口井旁边，扒开草丛一看，那几枚蛋还在。白花花圆溜溜的，挤在草丛底下，完好无损。我拿竹竿小心翼翼地一枚一枚地挑出来，一共七枚，比鸡蛋小一点，壳薄得透亮。

孙德贵找了块布，把七枚蛋包起来，递给我。我一手抱着鸡，一手捧着布包，孙德贵在前面开路，我俩从高家老宅出来，往西山走。西山离村子大概两里地，山脚下有一片杂木林，林子里落叶厚，地上潮湿暖和，确实是个适合孵蛋的地方。

到了林子边上，孙德贵停下来说：就这儿吧。你进去把蛋放好，鸡搁在旁边，放完就出来，别回头。我点点头，一个人进了林子。林子不大，但树密，头顶的枝叶遮了大半的天光，林子里有些暗。我找了一棵大樟树底下，落叶堆了厚厚一层，用脚拨开一个坑，把七枚蛋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又用落叶盖了薄薄一层。

那只老母鸡被我放在旁边，脚上的草绳解开了。它扑棱了两下翅膀，在原地走了两步，咕咕叫了两声，然后就蹲在蛋旁边不走了，跟趴窝似的。我站在那儿看了看，又想起老道士的话，赶紧转身出了林子。孙德贵在林子外头等着，看见我出来，松了一口气：成了？

我说成了。孙德贵说那走吧，别回头。我跟着他往回走，走到林子边缘的时候，我到底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林子深处，那棵大樟树底下，一个黑乎乎的身影正在缓缓移动，围着那只老母鸡和那七枚蛋打转。我赶紧扭回头，跟着孙德贵快步走了。

回去的路上，孙德贵说：这回应该没事了。谢师傅的法子管用，你就安心等着吧。

我心里头那根弦松下来一些，可还是不太踏实。一条蛇，能把事儿整明白吗？它知道我是来给它挪蛋的吗？我这一路都在想这个。可事已至此，也只能信谢师傅的话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听了好半天。窗外安安静静的，只有蟋蟀在叫，夜风顺着窗缝溜进来，凉飕飕的。什么声音都没有。我闭上眼睛，终于踏实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门口看了看。院子里一切如常，枣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母亲在灶房里烧火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被晨风吹散了。我站在院子里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天从来没这么蓝过。

吃完饭我去西山那边转了一圈，也没敢走近，远远地站在田埂上往那片林子看。林子安安静静的，什么动静都没有。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我在村里该干啥干啥，早上起来帮母亲喂鸡、扫院子，下午跟着父亲去地里看看庄稼的长势。那条蛇的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谁也没再提。孙德贵见了我，嘿嘿一笑：我说什么来着，谢师傅的法子管用吧。我也笑，心里头那根弦算是彻底松了。

可我心里明白，这事儿给我留下了东西。说不清是什么，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当蛇是蛇，当蚂蚁是蚂蚁，当这世界上所有活物都是各自的，跟人没什么关系。可经过这一回，我再看那条老槐树、那片西山树林，感觉都不一样了。那里面住着活物，有脾气的活物，跟你我一样会护崽、会记仇、也会讲和。

七月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西山。那天下午，我一个人走到那片林子边上，没进去，就在外面站着。林子里有鸟在叫，叽叽喳喳的，偶尔有风吹过，树叶哗啦啦响。我站了一会儿，正要转身回去，忽然看见林子里面那棵大樟树底下有个东西在动。

我停住了脚步，远远地看着。那条蛇从树根底下缓缓地游出来，比上次看见的时候细了一些，但精神头还在。它游到林子边缘的草丛里，停了一下，像是感觉到我在看它，回头朝我这个方向偏了偏脑袋。然后它转身游进了更深的草丛里，消失了。

我站在那儿，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一点点遗憾，也有一点点释然。它走了，大概带着它的崽走了。这事儿算是彻底了了。

回去的路上，我碰见春生。春生骑着他爹的自行车从镇上回来，车后座上绑着一袋化肥，看见我就喊：陈远！听说你跟一条蛇干上了？我在你后面喊了半天你也不回头！

我回头看了看他，笑了笑：干完了。

春生把自行车停在我旁边，一脚撑在地上，上下打量我：你没事吧？村里人都传遍了，说你踩了眼镜王蛇的蛋，躲到县城又回来了。怎么样，那蛇找你麻烦没有？

我说找了一回，后来解决了。春生啧啧两声：你胆儿够大的，要是我，吓都吓死了。他蹬了两下脚蹬子，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走了，化肥袋子在他背后颠来颠去。

我看着春生的背影消失在路那头，转身继续往村里走。走到村口老槐树底下的时候，我停了一下。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枝繁叶茂的，树冠遮了一大片阴凉。我站在树底下仰头看了看，树枝上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麻雀蹲在枝头梳理羽毛。

我笑了笑，弯腰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住了一只路过的蚂蚁。蚂蚁在圈里转了两圈，翻不过那道浅浅的沟，原地打转。我蹲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用树枝把那个圈划破了，蚂蚁爬出圈外，匆匆忙忙地跑了。

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往家走。院子里飘出饭菜的香味，母亲在灶房里喊我吃饭。父亲坐在堂屋门口翻他那本旧书，看见我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又低头看书了。

我进了灶房，帮母亲端菜端饭。一家三口围着小方桌吃饭，外面的太阳正好，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块明亮的四边形。我夹了一筷子母亲腌的咸菜，嚼了两口，觉得今天的咸菜特别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那条蛇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西山那片林子我也很少去了。可每次路过老槐树，或者经过高家老宅的院门口，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往那个方向看一眼。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许是看有没有什么黑黝黝的东西盘在那里，也许就是习惯性地看一眼。

八月底的时候，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不算什么好学校，省城的一所普通大学，可父亲母亲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母亲把那封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念完了又拿手摩挲着那个红色的印章，脸上笑开了花。父亲虽然没说什么，可那天晚饭他破天荒地喝了两杯酒，喝完靠在椅子上，嘴角一直翘着。

临走那天，母亲给我收拾了一大包东西，衣服、鞋子、吃的用的塞了满满一包。父亲把我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里面是三千块钱，学费和生活费。我接过来，信封厚厚的，捏在手里沉甸甸的。我说够了。父亲点点头，又说：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我说嗯。

走的那天早上，母亲送我到村口。我背着包，她跟在后面一路絮叨着到了车站要打电话、换季了记得添衣裳、钱不够了就说之类的话。我一一应着，走到村口老槐树底下的时候，我站住了。母亲也站住了。

我说妈，你回去吧，不用送了。母亲哦了一声，站在槐树底下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我转过身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母亲还站在槐树底下，风吹着她的头发，她抬手拢了拢，冲我摆了摆手。

我转过头继续走。路上的玉米已经收过了，地里光秃秃的，只剩下半截玉米秆子杵在那儿。远处的西山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雾气里，山脚下的那片杂木林郁郁葱葱的，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我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路边的草丛里传来沙沙一声。

我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头。那声音轻得很，跟风吹过草叶差不多。我继续往前走，步子不急不缓。沙沙声跟了我一段路，然后拐了个弯，往西山的方向去了。

我走了一段才敢看，路边的草丛安安静静的，被太阳晒得油亮油亮的，什么也没有。远处的西山在阳光下绿得发亮，山脚下的林子一片静好。

我笑了笑，转身大步往前走。

到了镇上车站，我买了去省城的票，坐进候车室等车。候车室里人不多，几个跟 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也背着包，大概也是去上学的。我找了一张空的长条凳坐下来，把背包放在膝盖上，等着车来。

窗外的天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一只麻雀落在候车室的窗台上，歪着脑袋看了看里面，蹦了两下又飞走了。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母亲缝的那个红布包，里面硬邦邦的，也不知道到底装的什么。我没打开看，就这么攥着那个布包，靠在椅背上闭了眼。

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景物开始往后退，车站、街边的店铺、路旁的杨树，一样一样地滑过去。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这片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一点一点地远去，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有点空落落的，又有点说不上来的踏实。

车上了盘山公路，往省城的方向开。窗外的山峦起伏着，一片连着一片，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满山的绿色照得亮堂堂的。我靠着车窗，渐渐迷糊过去了。

梦里我好像又回到了高家老宅那个院子里，还是那天下午，太阳白晃晃地照着，院子里长满了齐腰的野草。我蹲在那口井旁边，用手拨开草丛，看见底下窝着一窝白花花的蛋。我伸手去摸，蛋壳温温热热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然后我听见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一条黑黝黝的大蛇立在那儿，脖子扁扁的，后面的花纹清清楚楚。

我没有跑。那条蛇看着我，我也看着它。我们就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然后它慢慢地缩了回去，沉进草丛里，不见了。

我醒了，车还在开。窗外的景色换成了宽阔的平原，农田一片连着一片，偶尔有几栋房子点缀在田间。我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坐直了身子，看了看窗外正好的太阳，心里头安安静静的。

那条蛇大概已经带着它的崽去了更远的地方了。我踩碎的那些蛋，它大概已经忘了。或者没忘，但也不计较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做了，你弥补了，对方领了这份情，事儿就算翻篇了。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蛇之间，大概都是这么个道理。

车继续往前开，离省城越来越近。我闭上眼睛，听着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觉得前路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