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曦吴石就义竟无人敢收尸

《那块眼镜布》

北京西山的风，在2013年那个深秋的上午，好像比平时轻了些。花岗岩墙上的名字刚被雨水洗过，"吴石"两个字在阳光下泛着冷白的光，像极了六十年前台北马场町泥土里埋着的骨头。

我蹲在纪念碑前，看那个白发老人用眼镜布擦碑。布是旧的，边角磨得起了毛边，他擦得很慢，每一下都像怕碰碎了什么。我问他："大爷，这布......"话没说完，他摆摆手，从胸口掏出块手帕，把眼镜布叠成方方正正的小方块，塞进去，又掏出手帕，盖住碑前的土。

"当年我在医学院打杂，见过麻袋。"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那天车停在徐州路后门，两个穿蓝布围裙的工人，往麻袋里塞人。我躲在树后最年轻的那个姑娘，头发上别着个银发卡，枪一响，发卡飞起来，挂在电线上晃了晃。"

1950年6月10日，雨从凌晨四点就没停过。

我爷说他当时躲在宪兵队外的树洞里，雨珠子砸在帽檐上，叮当作响。"四个影子被推搡着，撞在泥地上。最前面的吴将军，皮鞋尖沾着泥，还挺直腰杆。那个戴眼镜的女同志（朱枫），嘴角好像还带笑，军法官问'还有话没'，她摇摇头，下巴抬得高些，像在看天。"

宪兵队外的泥水里，四个影子并排倒下时，朱枫的银发卡正落在田埂上。后来有人说，发卡上刻着她女儿的名字。但那时候没人敢捡，宪兵队的枪口全对着围观的人，白手套一挥，"家属半小时内来收尸"，声音像冰锥子扎进耳朵。

我爷说那天雨停得突然，太阳出来时，四个麻袋被扔进了医学院的搅拌车。"车斗里全是血，混着雨水往下淌，到徐州路后门，工人拿铁丝拧麻袋口，跟拧稻谷袋似的，咔嗒咔嗒响。"他停了停，摸出个烟盒，抖出支烟，"后来听说，旧解剖楼的地基下，埋着个'无名'标本，编号是男颅骨左眶弹孔。可我知道，那姑娘的发卡，早被风吹到哪儿去了。"

南京东路的小报上，"匪谍四名伏法"四个字小得像蚊子腿。卖报的小孩把报纸叠成三角，包油条，热油一浸，油墨化开，黑乎乎的一圈，像极了那天的血迹。三个月后，医学院盖标本楼，挖地基的工人一铲子下去，挖出个硬疙瘩，"砰"地掉在地上，工人一脚踹开，"晦气，扔了"。

1979年的录音带里，87岁的保甲长在知了声里说："最年轻的哼着歌，调子听不清，就像蚊子叫，也像......像姑娘哭。"那三分四十二秒的录音，背景里全是蝉鸣，没有一句提"收尸"，也没有一句提"家属"。

"他们被埋在泥土里，连个墓碑都没有。"老人突然开口，指了指纪念碑上的名字，"我今天来，是替当年没敢说话的人。"

风从西山吹过来，带着野草的清香。纪念碑前的泥土，是新填的，压着几片银杏叶。老人把叠好的眼镜布放回胸口，转身下山，背影佝偻着，却一步比一步稳。阳光照在"吴石"两个字上，那些六十年前的血，好像顺着雨水，顺着泥土，顺着老人的脚步，慢慢渗进了碑石里。

现在，他们不再是"无名"了。碑上的名字，像晒在阳光下的盐粒，闪着光。而那些被泥土盖住的弹孔，那些被铁丝拧住的麻袋，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都在风里慢慢变成了故事。

也许有些迟到的名字，本就该在时光里慢慢发芽。就像那块擦了六十年的眼镜布，最终把所有的尘埃，都擦成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