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的瑞典人痛斥中国，三个世纪的有色眼镜难以摘下，这是为何？

1950年1月，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余音未散，美国主导的孤立包围圈正加紧合拢，就在此时，两封来自欧洲的电报先后飞向北京，一封来自北欧的瑞典，另一封来自中欧的瑞士，两国都宣布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瑞士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大陆首个自贸伙伴，反观瑞典，据最新民调显示，高达85%的瑞典人对华持负面看法，痛斥中国情绪之烈宛如无法融化的坚冰。

从瑞士的“破冰”到瑞典的“坚冰”，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沉重的问题，瑞典人对中国跨越三个世纪的深刻偏见究竟从何而来？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瑞士是绝佳的参照系，在新中国诞生未足百日时毅然宣布承认友邦，其决策逻辑清晰而务实，经过审慎评估，他们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早承认比晚承认好”。

接下来的建交谈判异常顺利，中方提出的核心要求均给予爽快配合，于1950年9月正式建交后，瑞士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成为欧洲首批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并签下了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首个自贸协定。

虽说瑞典同样在1950年承认了新中国，对华认知始终被三重复合的有色眼镜层层包裹，最终凝固成了今日难以融化的坚冰。

第一重是历史与道德的傲慢滤镜，作为曾经的北欧霸主和现代福利社会的典范，瑞典孕育了一种深刻的道德优越感，这种“教师爷”心态使其习惯于将自身模式奉为普世真理，难以平等地审视一个走不同道路的东方文明古国。

再加上三个世纪前启蒙运动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浪漫化想象，与当代对其制度优越性的绝对自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固化视角，这副源自殖民时代和西方中心论的古老眼镜，从一开始就扭曲了平等的对视。

第二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滤镜，也是最核心的冲突源，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哲学根基上存在深刻差异，前者强调高福利与个人权利至上，后者则更注重发展效率与集体利益的平衡。

当瑞典将其价值观绝对化后，中国复杂的内政事务，如新疆的快速发展、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都被简单地套入“自由vs压迫”的二元叙事框架中，从而引发本能的、非黑即白的批判，中国从一个需要被理解的复杂文明体变为了需要被批判和改造的“价值观异端”。

第三重是媒体与政治的共振滤镜，瑞典媒体构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对华报道充斥着强烈的负面偏好，只聚焦于被其定义为“冲突”与“威胁”的议题，对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成就和亿万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图景选择性失明。

更关键的是，瑞典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内短视的政治斗争绑架，对华示强成为政客捞取选票、彰显自身道德存在感的廉价工具，官方表态与媒体舆论相互刺激、不断共振，最终将民意推向了极端化的深渊。

那么，同样是欧洲中立国，为何瑞士能相对客观，而瑞典却深陷偏见？

答案在于国家性格的分野，瑞士将中国视为一个可以合作共赢的伙伴，外交遵循的是商业与务实逻辑，而瑞典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看作一个需要被矫正的对象，行为遵循的是意识形态与布道逻辑，前者寻求共同利益，后者执着于价值观输出。

这种分野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后果，瑞士的企业与民众，成为了中国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共享着巨大的市场机遇，而瑞典则被自己锻造的意识形态枷锁所困，其企业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很可能已在无休止的批判声中悄然受损。

因此，“85%的瑞典人痛斥中国”这一现象并非天经地义，也不是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历史遗存的傲慢、僵化的意识形态对立和现代媒体政治恶性共振，三者共同作用下的悲剧性结果。

至于那副戴了三个世纪的有色眼镜，之所以难以摘下，是因为它已经与部分瑞典社会精英的自我身份认同深深绑定，他们到如今都还需要通过一个负面的中国来确认自身正面的道德优越感。

所以说，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遥远的东方，而在斯德哥尔摩的内心，而解开这道难题的钥匙，是瑞典能否完成一场艰难的自我认知革命，能否放下那份通过贬低他者来定义自我的沉重遗产，真正以一个平和、平等、客观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复杂而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