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的人》

这本书十多年前出版的，直指德国社会的困局：

上层阶级：富有的10％，拥有66.6％的财富，最富有的1％拥有35.8％的财富。而且他们通过隐匿财产、避税等手段变得更贪婪。而且，他们集体退出公共社会生活，远离政治，也与穷人隔绝，跳进了平行世界。获取利益，金钱是他们的唯一。

下层阶级：陷入福利依赖，他们所图的不是获得工作，而是怎样得到更多的救助？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也不参与社会建设，只是一味索取，索取更多。

中产阶级：社会唯一“划桨”的阶层，交税的阶层，被高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成为“夹心层”。

帮助富人变得更有钱的金融行业在获利。金融行业让有钱人变得更有钱，它使社会财富大量的向上层聚集，银行是上层阶级生活形态的缔造者。银行家们，帮助投资，帮助避税，帮助富人们资产出海隐匿财富。可怜的政府，很难收到富人们的多少税收。

帮助下层阶级的社会救助行业在获利。社会救助产业将下层阶级锁定为他的主要客户，让尽可能多的人产生被救助的需求，才能使这个产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救助者需要被救助者的存在，上百万救济金申领者的生活对社会救助行业所控制，因为他让下层阶级生活状态变得更容易。

社会救助形成了产业，这犹如“眼镜蛇”效应。印度曾经饱受眼镜蛇泛滥的痛苦，当时的英国政府呢，奖励1条死蛇可换1卢比，结果印度人开始养蛇来换取政府奖励。蛇灾却丝毫没有得到缓解，这正如贝特教授所说的：“德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正是这一现象的重演。我们所奖励的偏偏是我们希望消灭的事情！”

十几年过去，德国并没有找到完美的“破解之道”，反而陷入了更深的

结构性困境

：上层阶级的财富隐匿手段更“全球化”，隐匿手段升级，从“逃税”到“迁出”。

下层阶级的福利依赖更“制度化”，福利陷阱固化，你看什么频道决定了你是谁？研究发现。来自下层阶级的孩子。大多是媒体孤儿的高危人群。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花在电视和游戏上的时间是其他同龄孩子的8倍。他们平均每天要在屏幕前度过近3个小时，周末时甚至达到4.5个小时。所以，即使是现在。媒体时代，我们也可以做选择，决定我们看什么和不看什么“救助”到“摆烂”，因为工作不如躺平收益高。

而中产阶级则被夹在中间，成为

“被挤压的夹心层”

。中产阶级是德国社会最受伤的群体。他们既享受不到富人的避税手段，又无法像底层那样完全依赖福利，成为了“两头不靠”的纳税主力。现实中，近一半的中产阶级担心自己无法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他们不仅要承担高额税收，还要面对通胀和能源危机带来的生活成本飙升。

德国政府很难，并没有找到破解之道，反而在原有的矛盾上叠加了

全球化避税

和

人口老龄化

的新挑战。

如果根据收入或者受教育水平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这三个阶级。那么到底是谁在决定我们处于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呢？虽然阶层早已固化，但是我们或许也可以挣扎一下。我想答案在我们自己。

工作决定了我们是谁。当一个人缺乏现实的谋生手段时，也同时失去了要早起学习、制定目标和追求效率的理由。那工作这件事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失业就成了常态。长期的失业状态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当就业环境改善，再就业成为可能时，这种行为模式也会成为其再就业的障碍所以不管怎么样，先找到一份工作干起来。

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要有一个长远的意识。放弃眼前的口腹之欲来换取健康需要我们加入自律，坚持。研究发现，排除收入和年龄差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人数比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高近两倍。

我们作为一个生物体，每七年就会进行一次从头发丝到脚尖，包括五脏六腑的更新。所以，吃什么可以决定我们的身体状态。

谁能在即使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坚持每周数次的训练？谁能为自己定下目标并长时间的紧随其后？谁能不断的要求自己？谁？就不太可能会成为下层阶级。

多媒体信息时代，你看什么频道决定了你是谁？研究发现。来自下层阶级的孩子，大多是“媒体孤儿”的高危人群。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花在电视和游戏上的时间是其他同龄孩子的8倍。他们平均每天要在屏幕前度过近3个小时，周末时甚至达到4.5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做选择，决定我们看什么和不看什么。

浪潮翻涌的时代里，阶层的沟壑或许难以一蹴而就填平，但我们手中始终握着破局的微光。选择躬身入局而非躺平离场，选择自律克制而非放纵沉沦，选择向上生长而非随波逐流，我们便能在固化的框架里，为自己挣得一方舒展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