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前妻离婚十五年，儿子突然要我接他回家，才知道她得了绝症！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可到傍晚了还是燥热的晴天。县城的空气里混着刺鼻的柏油味，新修的马路黑得发亮。我蹲在修车铺门口嚼着前几天剩下的槟榔，铁皮招牌被风吹得咣当作响，盖过了手机铃声。

“您好？”

“爸。”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差点以为信号断了。槟榔渣从嘴角滑下来，掉在工装裤上留下红褐色的印记。那件工装裤已经洗得发白，膝盖处有油渍，总是洗不掉。

“我想回家住。”

儿子说完这句话，我手里的槟榔掉在了地上。破了皮的红色果肉在地面上滚了几圈，沾满灰尘，像被碾过的什么小动物。

“现在吗？”我问。

“下周末。”

挂了电话，我点了根烟，烟头上写着”正宗红双喜”，是从夜市摊上买的三块钱一包的假货。铺子对面的小超市里放着二人转，里面的大姐扭着腰在拖地，接着发现拖把的布头掉了。

关于儿子的记忆，定格在他8岁的样子，瘦小的身体，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睛总是湿漉漉的。他穿一件蓝色的小背心，坐在冷饮店吃冰棍，一边吃一边揉眼睛。离婚那天我们正好从法院出来，我带他去吃冰棍。当时我对他说：“爸爸和妈妈以后不住在一起了，你跟妈妈住，我会经常来看你。”

然后我就没再见过他。

抱歉，说错了。应该是我再没主动去看过他。毕竟，哪有父亲真舍得一走了之的？头两年过年我还会去他们家楼下，远远看他在窗口晾衣服。后来他妈妈带他搬去了深圳，联系就彻底断了。

我把修车铺的招牌摘下来，准备明天重新上漆。招牌后面藏着一个马蜂窝，已经废弃了，但蜂巢还结实地挂在那里。“旺旺修车”四个字已经模糊不清，像我对儿子的记忆一样。

他现在多大了？二十三？应该是大学毕业了吧。

下周末到了比我想象的快。我把房子收拾了一遍，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把东西从床上搬到桌上，又从桌上搬到板凳上。床单是新买的，花了九十八，超市促销。放在床头柜上一个月了，包装都没拆。

县城的汽车站人不多，来来往往的大多是进城打工的。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拖着行李箱从站台走过来。我差点没认出来，他比我还高了，戴着黑框眼镜，鼻梁上架着一道浅浅的痕。

“爸。”他喊我，声音低沉而陌生。

“吃饭没？”我问，其实我是想问他一个人来的吗，他妈妈呢。

县城东头开了家肯德基，店里冷气开得足，墙上贴着过期的圣诞节海报。我们坐下后，服务员过来收拾桌上的餐盘，上面还留着别人吃剩的汉堡包装纸。

“你妈还好吧？”我终于问出口。

他的眼镜上有一点水雾，不知道是店里的冷气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得了胰腺癌，晚期。”

我手里的可乐杯捏扁了，冰块和饮料溅到了裤子上。那条裤子是早上换的，比平时干净点的那条。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不知道我来找你。”

肯德基的电视循环播放着广告，一家四口吃着全家桶，笑得很灿烂。儿子盯着那个广告看了很久，然后说：“爸，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带儿子回家，家还是原来那套小破房子，七十年代的老楼，没电梯，走道里的灯坏了三分之二。房门钥匙孔歪了，每次开门都要费半天劲。门口放着一双拖鞋，是去年在地摊上买的，十五块钱，穿了一年鞋底已经磨平了。

“就这一个房间。”我把行李箱搬进来，有点不好意思，“沙发给你睡。我打地铺。”

他摇摇头，径直走向阳台。阳台上摆着两盆仙人掌，一盆已经枯了，另一盆顽强地活着，开出了一朵小花。阳台的围栏上挂着几件我洗了三天还没干的衣服。

“记得这个吗？”我从柜子里翻出一个褪色的篮球，“你小时候的。”

他摸了摸篮球上已经看不清的签名，“那时我最喜欢姚明。”

我点点头，仿佛我一直知道似的。实际上，我不记得他喜欢过什么。

厨房里只有方便面和咸菜。我煮了两碗面，卧了两个鸡蛋。我们面对面坐着，他埋头吃面，一声不吭。客厅的灯管忽明忽暗，闪得人眼疼。

“明天给你买张床。”我说。

“我不住多久。”他抬起头，“妈妈在医院，我得回去照顾她。我来是想告诉你这件事。”

我嘴里的面突然没了味道。“她在哪个医院？”

“深圳第一人民医院。”

“我去看看她吧。”

他摇头：“她不会想见你的。”

夜里很热，电风扇叶片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开起来”咔咔”响。我睡不着，点了根烟，烟灰掉在胸口也懒得拍。客厅里儿子的呼吸声很均匀，偶尔翻个身，沙发弹簧就”吱呀”一声。

墙上挂着的日历停在了去年十月，日子被红笔圈起来，是我大姐的生日。她前年去世了，肝癌，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天亮之前，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前妻站在阳台上晾衣服，对我笑，笑容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她说：“老李，今天吃啥？”然后突然不见了，我伸手去抓，抓到的只有阳台上飘动的白床单。

我猛地坐起来，发现儿子正站在我旁边。

“你做噩梦了？”他递给我一杯水。

我接过水，手抖得厉害。“你妈以前经常做噩梦，喊着喊着就醒了。”

“我知道，现在也是。”

窗外响起收废品的喇叭声，拖着长腔：“收废铜烂铁——旧电池——”

“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找我？”我问。

“妈妈化疗很痛苦。”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有一次她疼得受不了，拉着我的手说，‘要是你爸在就好了’。”

修车铺里挂着一张照片，是我和前妻结婚时拍的。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来了。我看着照片里的她，二十出头，穿着红色的旗袍，脸上的妆有点花了，但笑得很开心。我们当时刚从照相馆出来，赶上下雨，她的旗袍下摆都湿了，但她不在乎，拉着我在雨中跑，说：“老李，我们一辈子也不分开。”

“你妈妈，她恨我吗？”我问。

儿子摇摇头：“她从来不提你，但床头柜里一直放着你们的结婚照。”

早上我带儿子去修车铺。路过小区花坛，里面的花早就枯了，只剩下杂草和塑料袋。有人在花坛里倒了一袋猫粮，十几只流浪猫围着抢食。

“今天修车的人不多。”我说，“等会儿我带你去吃牛肉面，对面新开的，很香。”

他点点头，在铺子里转了一圈，看着墙上挂的工具。“这些我都不认识。”

“修车没什么技术含量。”我笑笑，“手上的茧子厚一点就行。”

他看了看我的手，上面有油污，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机油。他自己的手白净修长，指甲剪得整整齐齐。

“妈妈以前说你特别会修东西。”他突然说，“家里电器坏了都是你修。有一次电风扇突然着火，你三两下就搞定了。”

我愣住了。我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但听他说出来，好像又有点印象。

“她还说什么了？”

“说你脾气倔，认死理。”他笑了笑，“还说你对她很好，就是不会表达。”

我手上的扳手差点掉下来。

中午我们去吃了牛肉面，老板是西北人，面很筋道。吃完饭，我带儿子去了趟县医院。

“干嘛去医院？”他问。

我没回答，直接去了肿瘤科。科室主任姓王，是我初中同学，前年我大姐生病时帮了不少忙。

“老李，今天没修车？”王主任看见我，有点意外。

“王哥，这是我儿子。”我介绍道，“他妈妈在深圳，得了胰腺癌。”

王主任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他看了儿子一眼：“晚期？”

儿子点点头。

“病历带了吗？我看看。”

儿子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王主任翻看着里面的检查单和片子，皱起了眉头。

“不好办啊，老李。”王主任摘下眼镜，“这个阶段，保守治疗，能撑多久是多久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有没有什么特效药？进口的也行，多少钱都行。”

王主任摇摇头：“有个临床试验，在北京，但成功率…”

他没说下去，但我听懂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沉默不语。经过一家眼镜店，橱窗里摆着各种样式的镜框。我突然停下来：“要不要配副新眼镜？你这个框架都变形了。”

他有点惊讶：“不用了，还能戴。”

“走，配一副。”我拉着他进了店。

眼镜店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中年妇女，满头卷发，像个蒲公英。她热情地招呼我们，拿出一托盘样式各异的镜框。

“您儿子啊？”她问我，“长得真帅，像妈妈。”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嗯，像他妈妈。”

回到家，儿子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返程。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箱子。

“要不，我跟你去深圳？”我突然说。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然后摇了摇头：“不用了，爸。妈妈现在很虚弱，见到你可能会太激动。”

晚上我下楼买了两瓶啤酒，一包花生米。我们坐在阳台上吹风，喝酒。夏夜的风带着一股暖烘烘的味道，混合着楼下小饭馆的炒菜香。

“你和妈妈，为什么离婚？”他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我仰头灌了口啤酒，泡沫呛到了喉咙。“说来话长。”

“我有时间。”

“我们年轻时候不懂事。”我放下酒瓶，“你妈脾气倔，我更倔。那时候家里穷，我整天修车到半夜，她带着你上班下班。累了就吵，吵多了就厌烦，厌烦多了就离婚了。”

“就这样？”

“就这样。”我叹了口气，“离婚那天，法院门口有个卖冰棍的，你嚷着要吃。我给你买了两根，你一口气吃完，牙都冻得打颤。”

他笑了：“我还记得那个冰棍，是绿色的。”

“哦对，是绿豆味的。”

我们一起笑了。远处响起了鞭炮声，不知道谁家在办喜事。

第二天我送儿子去车站。路上经过一家银行，我说：“等会儿，我取点钱。”

我把存折里的钱全取了出来，一共六万八，是这些年攒下的。“拿着，给你妈妈治病。”

他不肯接：“不用了，爸。”

“拿着！”我硬塞给他，“这些钱本来就是该给你们的。”

公交车来了，他看了看我：“爸，我下个月再来，可以吗？”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他上了车，车门关上前，他突然问：“爸，你还爱妈妈吗？”

车门彻底关上了，他的问题和他的身影一起消失在公交车里。我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远去，喃喃自语：“爱，一直都爱。”

回到修车铺，我从抽屉里找出了前妻的手机号码。那张纸条已经泛黄，边角都卷起来了，但号码还清晰可见。我输入号码，按下拨号键，然后又挂断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十五年没联系，突然打电话说”听说你病了”？

天开始阴了，空气中有了潮湿的味道。修车铺的屋檐下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我想起前妻以前最喜欢喂小区里的麻雀，总是留一些面包屑在窗台上。

雨终于下了起来，不大不小，但足够让整个县城的空气变得清新。雨水顺着铁皮招牌往下流，在地上汇成一条小溪，裹挟着烟头和槟榔渣流向下水道。

我拿起手机，又一次输入那个号码，这次我没有挂断。电话通了。

“喂？”是个陌生的女声。

“请问是吴女士吗？”我的声音有点抖。

“她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您是？”

“我是…”我顿了顿，“我是她前夫。”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吴女士现在在做治疗，不能接电话。”

“能不能转告她，就说…”我深吸一口气，“就说我想去看看她。”

“好的，我会转告。”对方挂断了电话。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直到它自动锁屏。雨越下越大，修车铺的顶棚开始漏水，滴在一个生锈的铁盆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钱我没存够，技术我没学好，这座县城我也没能离开。十五年过去了，我还在原地打转，而她带着儿子去了更远的地方。

我从柜子里翻出前妻的照片，擦去上面的灰尘。照片里的她永远年轻，永远带着笑容。我轻轻抚摸着照片上她的脸，仿佛这样就能抚平时间在我们之间挖下的沟壑。

三天后，我收到一条短信：

“老李，谢谢你的关心和钱。孩子都告诉我了。我很好，不用担心。别来看我，保持现在这样就好。——小吴”

我读了好几遍这条短信，每读一遍，心里就柔软一分。她还是那么倔，明明生了重病，还说”我很好”。

我回复：“我想去看看你。这些年，对不起。”

发完短信，我开始收拾东西。不管她同不同意，我都要去深圳。十五年了，够长的了。

修车铺门口的木牌上”旺旺修车”几个字在雨水中渐渐模糊，就像我和前妻的过往一样。但没关系，我会重新上漆，重新开始。

就像我要去深圳，去见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