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救了被批斗的教授，他送我一本破书，20年后价值过亿

一九七六年，夏天。

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城市都扣在里头。

柏油路被太阳晒得发软，踩上去，鞋底都黏糊糊的。

空气里混着一股尘土和焦灼的味道，还有远处工厂烟囱里飘来的、淡淡的煤烟味儿。

我叫王建国，二十岁，红星机械厂的学徒工。

刚下班，浑身的汗把蓝色的工服浸成了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

我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只想赶紧回家喝口凉水，啃个窝头。

路过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就觉得不对劲。

人，太多了。

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不是看热闹的那种喧哗，而是一种压抑的、嗡嗡作响的躁动。

人群里，时不时爆出一两声声嘶力竭的口号。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又是那套。

我不想看，也不敢看。那种场面，看多了晚上会做噩梦。

我绕着人群的边儿，低着头，想快点溜过去。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顾维钧！”

一声尖利的呐喊，像锥子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顾维钧？

我脚下猛地一顿，车把都差点戳到自己肚子。

这个名字我熟。

他就住我们那片儿大杂院旁边的小楼里。一个干瘦的老头，戴着副瓶底一样厚的眼镜，走路慢悠悠的，见谁都微微点个头。

我小时候淘气，把自行车链条弄掉了，满手油污也装不回去，急得直哭。

是他路过，蹲下来，用两根枯柴一样的手指，三两下就给我挂好了。

他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帮我擦干净手上的油。

那手帕，是白色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

在那个灰扑扑的年代，那么干净的一块手帕，让我记了好多年。

鬼使神差地，我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挤进了人群。

一股汗臭和廉价烟草的味道扑面而来，熏得我直犯恶心。

我仗着年轻，身子骨还算结实，硬是从人缝里钻到了前面。

然后，我就看见了他。

顾教授。

他哪里还有半点我记忆里那个文质彬彬的样子。

头发被剃得乱七八糟，像被狗啃过，就是所谓的“阴阳头”。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镜也碎了一边，孤零零地挂在耳朵上，镜片上沾着泥点子。

他脖子上挂着一块沉甸甸的木牌，上面用黑墨水歪歪扭扭地写着他的名字，还打了个刺眼的红叉。

他上身的白衬衫被撕破了，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

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看着也就比我大一两岁，正一人一边拧着他的胳膊，把他往死里按。

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正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一下一下地抽他的脸。

“说！你是不是想复辟？是不是想让地主老财重新骑在我们人民头上？”

“说不说！”

“老顽固！”

顾教授一声不吭。

他只是死死地闭着嘴，脸上的肌肉因为疼痛而微微抽搐。

他的腰被压得很弯，几乎成了九十度，可我总觉得，他的脊梁骨，还是直的。

我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

脑子里什么工厂纪律、什么别惹事，全他妈忘了。

就只剩下他蹲在地上，用那双干净得不像话的手，给我修链条的画面。

还有那块带着皂角香的白手帕。

人不能这么没良心。

我爹从小就告诉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可我能干什么？冲上去？

我这小身板，不够那几个红袖章一拳的。到时候，我脖子上也得挂块牌子。

我急得抓耳挠腮，手心里全是汗。

人群还在狂热地喊着口号。

那姑娘手里的书，一下比一下重。

顾教授的嘴角，已经渗出了血丝。

我眼珠子乱转，突然，我看到了人群外围，市革委会那辆嘎斯吉普正停在路口。

一个脑满肠肥的家伙，正从车上下来，好像是来视察的。

我脑子一热。

机会！

我猛地吸了一口气，扯开嗓子，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人群后面大喊了一声：

“都让让！都让让！王主任来了！！”

我这一嗓子，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

人群就像被投入石子的水面，瞬间“嗡”的一下，起了波澜。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回头，想看看是哪个王主任。

就连那两个按着顾教授的红袖章，也松了劲儿，伸长了脖子往后瞧。

就是现在！

我像条泥鳅一样，从松动的人群里猛地蹿了出去。

一把抓住顾教授那只没被完全按住的胳膊。

“走！”

我低吼一声，也顾不上他反应不反应得过来，拽着他就往人群最薄弱的地方跑。

顾教授踉跄了一下，几乎是被我拖着走的。

他那只破碎的眼镜，在奔跑中“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被后面涌上来的人一脚踩得粉碎。

“抓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身后，那帮人反应过来了，叫骂声、脚步声乱成一团。

我头也不回，死死地拽着顾教授。

我熟悉这片儿。

哪条胡同能穿，哪个墙角有狗洞，我闭着眼都能摸到。

我拉着他，一头扎进旁边一条黑漆漆的窄巷子。

巷子里堆满了垃圾和破烂，一股酸臭味。

我顾不上这些，拉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跑。

身后的追赶声越来越近。

我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这边！”

我看到一个豁口，是两栋楼之间的夹缝，窄得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

我先把顾教授推了进去，自己再缩着肚子挤进去。

夹缝里更黑，更臭。

我们俩像两片被压扁的纸片，紧紧贴着冰冷的墙壁，大气都不敢喘。

外面的脚步声、叫骂声，从巷口呼啸而过。

“人呢？”

“刚才还在这儿！”

“分头找！肯定跑不远！”

声音渐渐远了。

我浑身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汗还是蹭的脏水。

我靠着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肺里火辣辣的疼。

身边的顾教授，也在剧烈地喘息，还夹杂着压抑的咳嗽声。

“教授……您……您没事吧？”我哑着嗓子问。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

“小伙子……谢谢你……我……我连累你了……”

“说这干啥。”我咧了咧嘴，想笑一下，却扯到了僵硬的脸部肌肉，“您以前还帮我修过车呢。”

他好像愣了一下。

“是你啊……那个……掉链条的小家伙……”

“嘿嘿，是我。”

黑暗里，我们俩都没再说话。

只有彼此沉重的呼吸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彻底没了动静。

我才敢探出头去看了看。

巷子里空荡荡的。

“走了，安全了。”

我扶着他，从夹缝里挪了出来。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清冷的光照在他脸上，那些伤口显得更狰狞了。

“您住的小楼是回不去了，他们肯定会去那儿堵您。”我说。

他茫然地点点头，眼神里一片空洞。

“那……能去哪儿呢……”

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一咬牙。

“去我家吧。我家地方小，挤是挤了点，但安全。”

他浑身一震，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写满了不敢相信。

“这……这怎么行……会害了你的……”

“害个屁！”我难得地爆了句粗口，“一个大活人，还能让他们给欺负死？走！”

我没再给他拒绝的机会，半扶半架着他，抄着小路，往我们家那个大杂院走去。

我们家，就是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小平房。

我爹妈，我，三口人，挤在一起。

一张大床是我爹妈的，旁边用木板搭了个小铺，就是我的。

屋子中间摆了张掉漆的八仙桌，既是饭桌，也是我的书桌。

我扶着顾教授进屋的时候，我爹妈都吓了一跳。

我爹，王解放，是个老实巴交的搬运工，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我妈，李秀英，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嗓门大，心眼软。

“建国！你这是……这是从哪儿弄了个人回来？”我妈压低了嗓子，一脸惊恐。

我爹则死死地盯着顾教授脖子上那块还没来得及取下的牌子，脸色发白。

我把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简单说了一遍。

只说看到顾教授被人欺负，顺手拉了一把。

我妈听完，眼圈先红了。

“作孽啊……这都是作的什么孽啊……”她一边念叨，一边赶紧去倒了碗热水。

我爹抽着烟，一根接一根，屋子里烟雾缭绕。

他没骂我，也没夸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

最后，他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站起来，对顾教授说：

“老先生，您就在这儿安心住下。建国这孩子，脾气冲，但心不坏。您别往心里去。”

他又转向我，眼神严厉。

“从今天起，这事儿，烂在肚子里！谁问也不能说！”

“知道了，爹。”我闷声回答。

那天晚上，我妈给顾教授煮了两个鸡蛋，还打了点热水让他擦身子。

顾教授换上了我爹的旧衣服，虽然不合身，但总算干净了。

他坐在小板凳上，捧着那碗热水，手一直在抖。

他没吃那两个鸡蛋，执意要留给我。

“孩子，你还在长身体。”

我鼻子一酸，硬是把鸡蛋塞回他手里。

“您吃！您比我需要！”

那天晚上，我爹妈挤在大床上，我把我的小铺让给了顾教授。

我自己，就在地上铺了张草席。

半夜，我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

是顾教授。

他蜷在我的小铺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没敢出声，只是默默地听着。

我知道，他心里憋的苦，比身上的伤，疼多了。

顾教授在我家，一躲就是半个多月。

那半个多月，我们全家都提心吊胆。

白天，顾教授就待在屋里，门窗紧闭，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爹我妈出门买菜，都得绕着走，生怕碰到熟人问东问西。

我每天去厂里上班，也跟做贼一样，竖着耳朵听周围的动静。

好在，风声好像过去了。

没人找到我们家来。

也许是那天太乱，没人看清我的脸。也许是他们觉得，一个“反动权威”，掀不起什么大浪。

总之，我们暂时安全了。

那段时间，顾教授的话很少。

大多数时候，他就是呆呆地坐着，看着窗户上那一小块透进来的天光。

但只要我从厂里回来，他就会精神一些。

他会问我厂里的事，问我学技术学得怎么样。

他还把他那点可怜的口粮，省下来，偷偷塞给我。

我知道，他是把我们一家当成了亲人。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看见他正戴着我爹的老花镜，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我那本破破烂烂的初中课本。

“建国，你喜欢读书吗？”他问。

“谈不上喜欢。”我挠挠头，“就是觉得，读书有用。”

他笑了，那是他来我家之后，第一次笑。

“对，读书有用。”他点点头，眼神里有光，“任何时候，知识都是最有用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跟我聊了很多。

从唐诗宋词，聊到宇宙星辰。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又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知道，原来书本之外，还有那么大一个世界。

半个多月后，外面的风声彻底平息了。

顾教授说，他该走了。

他不能再连累我们。

我爹妈都劝他再住几天，但他很坚决。

他说，他要去投奔一个远房亲戚。

临走那天，是个阴天。

我妈给他煮了一锅白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他吃得很慢，很香。

吃完，他把我拉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那东西四四方方的，有点硬。

“建国，大恩不言谢。”他声音沙哑，“我没什么能报答你的。这个东西，你收好。”

我捏了捏，像本书。

“教授，这可使不得！我救您又不是图您东西！”我赶紧推辞。

“听我说完。”他按住我的手，眼神异常严肃。

“这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是一本破书。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现在这世道，留在我身边，就是个祸害。放在你这儿，我放心。”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叮嘱我。

“记住，收好了，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也别拿出来看。等……等哪天世道变了，或许……或许它还有点用。”

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我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只能点点头。

“我记住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对我爹妈深深鞠了一躬。

“大哥，大嫂，保重。”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清晨的薄雾里。

那个瘦削的背影，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捏着手里那包沉甸甸的东西，心里空落落的。

我把它藏在了床底下那个旧木箱的最深处，上面压着我过冬的棉袄和几件旧衣服。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连同那本书一起，忘在了脑后。

日子，还得往下过。

七六年的秋天，伟人逝世，举国同悲。

然后，冬天来了，那场席卷了十年的风暴，终于结束了。

冰雪消融，春天来了。

顾教授被平反了。

他回到了大学，重新当起了教授。学校还给他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他来我们家看过几次。

提着点心，还有给我爹的酒。

他跟我爹妈坐在八仙桌旁，聊着天，笑着，眼角却总泛着泪光。

他绝口不提那本“破书”的事。

我自然也不会提。

那就像是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后来，我也长大了。

在厂里，我从学徒工干到了八级钳工，成了技术骨干。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隔壁纺织厂的女工，叫小琴。

小琴人长得不赖，性格也好，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们谈恋爱，结婚，一切都顺理成章。

婚后，我们没地方住，就在我那间小平房里，用布帘子隔出了一小块地方，当成我们的新房。

再后来，我们有了儿子，取名叫王念。

意思是，感念。

顾教授成了我儿子的“忘年交”。

从王念会走路起，就喜欢往顾教授家跑。

顾教授的家里，全是书。

从地上堆到天花板。

他教我儿子认字，背诗，讲历史故事。

王念的启蒙教育，几乎都是顾教授完成的。

有时候我看着我儿子坐在顾教授腿上，一老一少，头挨着头看书的样子，就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戴着老花镜，看我初中课本的夜晚。

我觉得，这就挺好。

日子就像那条门前的小河，不紧不慢地流淌。

虽然不富裕，但安稳，踏实。

那只藏着书的旧木箱，也从床底下，搬到了新搭的阁楼上。

上面落满了灰尘，成了蜘蛛结网的好地方。

我几乎已经忘了它的存在。

时间一晃，就到了九十年代。

改革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

我所在的红星机械厂，没能扛住。

效益一年比一年差，最后，两个字砸在了我们这些老工人头上——下岗。

我拿着那笔微薄的遣散费，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根生了锈的烟囱。

我在这里，干了二十年。

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现在，我成了无业游民。

那一年，我四十岁。

人到中年，一切归零。

生活的压力，像座大山一样压了过来。

我尝试过去蹬三轮，去摆地摊，去给人家扛活。

但都干不长。

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

快到我这个只懂得跟零件和图纸打交道的老工人，完全跟不上趟。

我们家的日子，一下子就紧巴了起来。

以前是顿顿有肉，现在是见着肉腥都算过节。

小琴的纺织厂也半死不活，几个月发不出一次工资。

她开始去接一些缝缝补补的零活，没日没夜地干，人瘦了一大圈。

唯一的指望，就是儿子王念。

王念学习很好，一直是学校的前几名。

他争气，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新的愁绪又来了。

学费，生活费，补习费……

哪一样，都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

九六年的夏天，跟七六年一样热。

王念拿回了高考的成绩单。

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我高兴，高兴得想哭。

我也发愁，愁得想死。

去北京上大学，那得多少钱啊！

我们家把所有积蓄都掏出来，连张硬座火车票都凑不齐。

那天晚上，我跟我媳一宿没睡。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对着叹气。

“要不……把这房子卖了吧？”小琴红着眼睛说。

“卖了？卖了我们住哪儿？再说这破房子，能值几个钱？”我烦躁地抓着头发。

“那……那跟亲戚朋友借？”

“借？谁家现在有余钱？借东墙补西墙，以后拿什么还？”

我们就这么一句一句地，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天快亮的时候，小琴突然说：

“建国，要不……我们把阁楼上那些没用的旧东西，拿去废品站卖了吧？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我当时已经心力交瘁，脑子一片空白。

“卖吧，卖吧，都卖了。”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

第二天，小琴就爬上阁楼，开始收拾。

我在下面递着，把那些积了二十年灰的旧家具、旧衣服，一件一件地往外搬。

“建国，这儿还有个箱子，死沉的，里面装的啥？”小琴在阁楼上喊。

我心里一动。

那个木箱。

我把它搬下来，打开。

一股陈旧的、樟脑丸和灰尘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还是那些旧棉袄，旧被褥。

我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

在箱底，我摸到了那个用油纸包着的、四四方方的硬物。

二十年了。

它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这里，躺了二十年。

油纸已经发黄，变脆。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

小琴也凑了过来。

“这是啥？”

“一本书。”我说。

我慢慢地，一层一层地，剥开油纸。

里面，是一本线装的古书。

封面是深蓝色的，已经磨损得很厉害，连书名都看不清了。

纸张泛黄，边缘还有被水浸过的痕迹。

看起来，确实就是一本“破书”。

“这……能卖钱吗？”小琴小声问。

“不知道。”我摇摇头，“就是个念想。”

我随手翻了翻。

里面的字，是手写的，用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繁体字，像是某种书法。

字迹倒是很漂亮，苍劲有力。

书里还有一些插图，画的是山川河流，亭台楼阁，画得很精细。

“这……好像不是普通书啊。”小琴也看出了点门道。

“看着是挺古的。”我摩挲着那粗糙的纸张，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顾教授当年说，等世道变了，或许它还有点用。

现在，世道是变了。

可这点用，到底是什么用？

那几天，我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

我把那本书重新用干净的布包好，藏在了枕头底下。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电视里，天天都在放什么“鉴宝”节目。

一个破碗，一个烂罐子，专家一看，就说是什么什么朝代的，值多少多少万。

我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要不，找人看看？

万一呢？

万一这书，真值点钱呢？

哪怕就值个几百块，也够儿子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我把这个想法跟小琴说了。

小琴比我还激动。

“去！赶紧去！万一是真的呢！”

可去哪儿找人看呢？

我一个下岗工人，上哪儿认识什么专家？

我想到了顾教授。

可转念一想，又不行。

这书是他给我的。现在我拿去问价，算怎么回事？

要是值钱还好，要是不值钱，多丢人。

要是太值钱……我该怎么跟他说？

我纠结了好几天。

最后，还是王念提醒了我。

“爸，市图书馆里，不是有个古籍部的刘爷爷吗？他跟顾爷爷是老朋友，研究了一辈子古书，你找他去问问不就得了。”

对啊！

我怎么把这位给忘了！

刘老先生我见过几次，也是个和蔼的老头。

我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我揣着那本用布包着的书，倒了两趟公交车，去了市图书馆。

正是上班时间，图书馆里人不多。

我找到了古籍部。

刘老先生正戴着眼镜，在一堆故纸堆里整理资料。

我敲了敲门。

“刘伯伯，您好。”

他抬起头，扶了扶眼镜。

“哦，是建国啊。有事吗？”

“那个……刘伯伯，我……我这儿有本旧书，想请您给长长眼。”我有点紧张，说话都结巴了。

他笑了。

“拿来我看看。”

我把书递过去。

他接过书，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掂了掂分量。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副白色的手套，戴上。

这个动作，让我心跳陡然加速。

他小心翼翼地解开布包，把书放在一张铺着绒布的桌子上。

当他看到那深蓝色的封面时，眼神就微微一凝。

他没说话，只是用一个放大镜，凑近了，仔细地看着封面上的纹路和磨损的痕迹。

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然后，他才轻轻地，翻开了第一页。

他的目光，落在那些手写的字迹上。

瞬间，他的呼吸就停滞了。

我站在旁边，连大气都不敢喘。

只见刘老先生的身体，开始微微地颤抖。

他拿着放大镜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这……这……”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震惊和不敢置信。

“建国！这书……这书你从哪儿得来的？”

“一个……一个长辈送的。”我含糊地回答。

他没再追问，而是重新低下头，一页一页地，极其缓慢地翻看着。

他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狂喜，又从狂喜，变成了敬畏。

整个房间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轻微的“沙沙”声。

我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全湿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

刘老先生终于合上了书。

他摘下眼镜，用手背使劲揉了揉眼睛。

然后，他长长地，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和巨大的疲惫。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得让我看不懂。

“建国啊……”他声音沙哑，“你……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摇摇头。

“我就是看着……挺旧的。”

他苦笑了一下。

“何止是旧啊……”

他重新戴上眼镜，指着那本书。

“这不是印出来的书，是手抄本。而且，是孤本。”

“孤本？”我没听懂。

“就是说，全天下，就只有这一本。”

我脑子“嗡”的一声。

“这本书，叫《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我好像在历史书上看过这个名字。

“不，确切地说，它是《永乐大典》失传的一卷正本。”刘老先生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朝圣般的虔诚。

“明朝永乐年间，皇帝下令修一部旷世大典，就是这《永樂大典》。后来，正本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下落不明，有人说被烧了，有人说被陪葬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少数的副本。而你这本……”

他指着书页上一个极其不起眼的红色小印章。

“这是‘广运之宝’的印章，是明成祖朱棣的私印。只有正本上，才会有这个印。”

我的腿，开始发软。

我扶住了旁边的桌子，才没让自己瘫下去。

“那……那这书……”我感觉自己的嗓子眼都在冒烟，“值……值钱吗？”

刘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鄙夷，只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和理解。

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组织语言。

“建国，钱，已经不能用来衡量它的价值了。”

“它……是国宝。”

“如果……如果非要给它估个价……”

他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个亿？”我试探着问。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大的数字，就是这个了。

刘老先生摇了摇头。

“保守估计，一个亿。”

他顿了顿，补充道。

“美金。”

……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图书馆的。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个亿。

美金。

那是什么概念？

我活了四十多年，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就是我下岗时，厂里发的那几千块遣散费。

一个亿美金？

那得是多少个“几千块”？

我算不清楚。

我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太阳明晃晃的，刺得我眼睛疼。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行人的说笑声，都变得遥远而不真实。

我像个梦游的人，在街上晃荡。

我走过菜市场，看到小贩在吆喝。

一斤白菜，五毛钱。

一个亿美金，能买多少斤白菜？

能把这个菜市场，都堆满吧？

我走过一家银行，看到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存款利率。

我把那笔钱存银行，光是利息，就够我们家几辈子吃喝不愁了吧？

王念的学费，不用愁了。

小琴也不用再熬夜干活了。

我们可以买个大房子，有自己的卧室，有书房，有亮堂堂的客厅。

我可以买辆小汽车。

我……

我猛地打了个哆嗦，清醒了过来。

我在想什么？

那钱，是我的吗？

那书，是顾教授给我的。

是他在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托付给我的。

他说，这是个念想。

他说，放在我这儿，他放心。

这二十年，我把它藏在箱底，我都快忘了。

可他没忘。

他来我家，看我，看我儿子，却从来没提过一个字。

为什么？

他不知道这书的价值吗？

不可能。

他是研究了一辈子历史的大学问家，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知道。

他肯定知道。

他知道这书是国宝，知道它价值连城。

可他还是把它给了我。

在那个他自己都朝不保夕的夜晚，他把身家性命，不，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了我这个只帮他修过一次自行车的毛头小子。

为什么？

一股热流，从我胸口，直冲眼眶。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傻子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在他眼里，这书的价值，不是那一个亿美金。

而是信任。

是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一点点残存的人性光辉。

我救了他，没图回报。

他把最重要的东西给我，也没想过要回来。

这是一种……君子之交。

我算什么君子？

我就是个下岗工人，一个俗人。

我刚才，满脑子想的都是钱，都是房子，都是车。

我不是个东西！

我抬起手，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清脆，响亮。

路过的人，都像看一样看着我。

我不在乎。

我站起来，擦干眼泪。

我得把书还给他。

立刻，马上。

我不能再让这东西，在我手里多待一分钟。

它烫手。

它拷问我的良心。

我跑了起来。

朝着顾教授家的方向，拼命地跑。

我从来没有跑得那么快过。

风在耳边呼啸，像是在嘲笑我的贪婪和愚蠢。

我一口气跑到顾教授住的那栋楼下。

我停下来，喘了半天，才平复下狂跳的心脏。

我整理了一下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正常一点。

然后，我走上楼，敲响了他家的门。

开门的，是顾教授。

他比几年前，又老了一些。

头发全白了，背也更驼了。

但他精神很好，眼睛还是那么亮。

“建国？你怎么来了？快进来！”他看到我，很高兴。

我走进他家。

屋子里，还是那股熟悉的、书本和墨水的味道。

“教授……”我开口，嗓子却干得发不出声。

我把那个布包，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这个……还给您。”

顾教授看了一眼那个布包，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笑得特别坦然，特别欣慰。

“你啊……还是把它翻出来了。”

他没有一点惊讶，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坐吧，站着干什么。”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我依言坐下，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他给我倒了杯茶。

“教授……我……我找人看过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我不是人……”

“看过了好。”他把茶杯推到我面前，“看了，你就明白了。”

“我不明白！”我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万一……万一我起了贪心，把它卖了呢？您就不怕吗？”

顾教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温和而慈祥。

“我怕什么？”他反问。

“我怕的是，它落在那些人手里，被毁了，被糟蹋了。我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连一点念想，一点根都留不住了。”

“把它给你，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天晚上，你把我从那群人手里救出来，拉着我就跑。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心里已经存了死志。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救了。读书人，没活路了。”

“可是你，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就为了我帮你修过一次车这点小事，冒着天大的风险救了我。你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没坏透。这片土地上，还有好人，还有希望。”

“我当时想，就算我死了，这本书，也得留下来。留给谁呢？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你。”

“你善良，你讲义气，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把书交给你，我放心。”

他的话，像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

我所有的愧疚、自责，在这一刻，都被抚平了。

“至于钱……”他笑了笑，摇摇头，“建国，你要记住，人这一辈子，比钱重要的东西，多得多。”

“这二十年，你娶妻生子，把王念教育得那么好。你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没因为手里有这么个‘宝贝’就动歪心思。这就证明，我没看错人。”

“今天，你能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回来还给我，就更证明了这一点。”

“建国，你比这本书，要珍贵得多。”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顾教授没劝我，只是默默地给我续上茶。

等我哭够了。

他才缓缓开口。

“现在，我们来谈谈，怎么处理这本书吧。”

他把布包推回到我面前。

“它的所有权，是你的。”

“不！是您的！”我赶紧推回去。

“听我说。”他按住我的手，“当年，我已经把它赠予你了。从那一刻起，它就是你的东西。这是物权法，也是情理。”

“但是，它又是国宝。它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它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全体人民。”

“所以，我有个建议。”

“我们，把它捐给国家。”

捐给国家。

这四个字，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当然，国家不会亏待我们。按照规定，会有奖励。这笔奖励，我们俩，一人一半。”顾教授看着我，眼神不容置喙。

“不，教授，我不能要！”我连连摆手。

“必须得要！”他加重了语气，“这是你应得的！你守护了它二十年，这是对你品德的奖励！王念上大学，要用钱。你们一家人，也该过点好日子了。”

“你听我的。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最终，我拗不过他。

我们一起，联系了国家文物局。

当专家们看到那本《永乐大典》正本时，那种激动和狂喜，比刘老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说，这是建国以来，古籍领域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后续的手续，很复杂，也很顺利。

那本书，被郑重地收藏进了国家图书馆的恒温恒湿库里，成了镇馆之宝。

国家奖励了我们一笔巨款。

虽然没有一个亿美金那么多，但也是一个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顾教授坚持，和我平分了这笔钱。

拿到钱的那天，我捏着那张存折，手还是抖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王念交了四年的大学学费和住宿费。

然后，我给小琴买了一条她念叨了很久、但一直舍不得买的金项链。

我们还买了一套大房子，三室一厅，南北通透，阳光能从早上晒到晚上。

搬家那天，我爹妈也来了。

我爹摸着光滑的墙壁，看着宽敞的客厅，眼圈红了。

“好，好啊……”他只会说这两个字。

我妈拉着小琴的手，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也想哭，但更多的是想笑。

生活，好像一夜之间，就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顾教授用他的那部分钱，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会。

专门资助那些像王念一样，家境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孩子。

他变得更忙了。

整天为了基金会的事，东奔西走。

但他脸上的笑容，也更多了，更灿烂了。

有时候，我会去基金会的办公室帮帮忙。

看着那些拿到助学金的孩子，脸上露出的那种羞涩又感激的笑容，我好像明白了顾教授说的话。

人这一辈子，比钱重要的东西，多得多。

又过了几年。

王念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工作，成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他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跟小琴，也提前退休，搬到北京，帮他们带孙子。

我的孙子，虎头虎脑的，特别可爱。

他最喜欢的事，就是缠着我，让我给他讲故事。

我就会给他讲。

讲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推着破自行车的年轻人。

讲一个戴着破眼镜的瘦老头。

讲一本藏在旧木箱里的破书。

孙子总是听得睁大了眼睛。

“爷爷，爷爷，那本书后来呢？”

“后来啊……”我会摸着他的头，笑着说，“后来，那本书，就变成了好多好多新的书，送给了好多好多像你爸爸一样，爱读书的孩子。”

“那……那个年轻人呢？他是不是发大财了？”

“是啊，他发了笔大财。”

“那他一定很开心吧！”

我看着窗外，北京的黄昏，天空被染成了温暖的金色。

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笑了笑，对孙子说：

“是啊，他很开心。”

“但他最高兴的，不是因为那笔钱。”

“而是因为，在很多很多年前，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下午，他没有选择低着头，从那群人身边，默默地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