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坐办公室，当年在土路上卖眼镜，孝亲金发了十几年

1990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北方村镇的街口,手里拿着一副眼镜,身后是黄土路和几间矮砖房,这张照片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但边角有折痕,像是从旧皮夹里翻出来的,这个人叫崔培军,那时候他刚离开学校不到六年,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供他读书了。

十四岁那年离开学校，不是因为他有多想闯荡，是家里三个孩子都等着吃饭，父亲病着，母亲也干不了重活，三十五块钱就是他全部的本钱。他没有执照，也没有固定摊位，城管一来就得赶紧跑。卖眼镜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正经生意，只是为了活下去。那时候没人管你有没有社保，有没有劳动合同，你只是一个“流动摊贩”，连被驱赶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后来他去了山西大同的小煤窑，那种地方没有劳动合同，工伤自己扛着，死了家属也拿不到钱，矿上的工人都知道干十年算长的，活到四十岁算运气好，他熬出来了，但腰和肺早就坏了，这事儿很少人提起，提了也没人相信，吃苦谁都会，可真能活着出来的人不多。

2000年后他开了工厂，把七成利润直接分给员工，不是年底发个红包意思一下，而是每月工资条里清楚写着“分红”这一项，别人用股权承诺画大饼，他觉得饼太虚，现金才实在，他经常说人饿着肚子的时候，讲再多企业文化都没有用。

2012年，这位企业主定下规矩，说工龄越长的人，孝亲金就越高，父母从六十岁起每月能领到钱，生病时最多补贴五万元，那时农村养老金每个月才一百块左右，他公司发的这笔钱，差不多顶别人半年的收入，有人觉得他的做法太老派，可不少年轻工人私下里讲，这是头一回让他们感觉，公司把爸妈当人看，而不是当成负担。

他从不接受采访，也不拍短视频，连朋友圈都不发，他的影响力全靠员工们口头传播出去。去年家乡县里推出一个新政策，鼓励企业设立孝亲金，文件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具体条款几乎照搬了他的做法。

2018年他母亲去世后，他把所有出差都取消掉，在家里待了三个月，工厂因此丢掉三单生意，但没人责怪他，第二年，几十名员工一起写信，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保住岗位，信里只写着一句话：“他替我们尽孝，我们替他守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