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强到可怕”?波兰学者:欧洲对华“忧虑”缘于戴着“有色眼镜”
发布时间:2026-04-13 17:45 浏览量:1
导读
当前中国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追求技术自主与新质生产力,但欧洲对此有不同解读,认为这是中国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战略。欧洲既钦佩中国在减贫、创新等方面的成就,又担忧中国产业升级冲击自身经济。尤其是,中国结合了市场机制和强有力的政治指导的独特经济模式带来了极高的效率,令欧洲人感到“不安”。欧洲应理性看待中国发展模式,摒弃道德判断和说教,寻求建设性合作。
作者:Waldemar Karpa,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强调追求高质量增长、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些政策本是严谨而具有前瞻性的,然而欧洲人却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另一番解读——它们不仅是中国立足自身现代化阶段的发展战略,更是中国在国际上重塑竞争格局、产业形态和政治选择的一股力量。这种认知差异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欧洲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解读,是因为受到自身经济压力、政策约束和更广泛的全球变化的影响。
对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说,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或“世界工厂”,而是集战略定力、工业规模与国家能力于一身,形成一个欧洲很难与之匹敌的完整体系。对于今天的中国,欧洲人的感情里混杂着钦佩与忧虑——钦佩,是因为中国的确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忧虑,是因为中国的结构转型与欧洲经济固有的脆弱性相互交织。
今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26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4.5%-5%,是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低于5%大关,一些西方媒体将此解读为中国正在“正视新现实”。然而,欧洲人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情:同期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释放出的信号并不是“退却”,而更像是另一种“进步”。
在欧洲,任何一个严肃的观察家都不会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40年来,约有8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约占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减贫人数的四分之三。中国人均GDP从不到200美元攀升到1.2万美元以上。一代人之前,中国严重依赖进口汽车和合资品牌;现在,中国占全球电动汽车产量的70%左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列第十名,是唯一跻身前十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一切的发生都绝非偶然。
但与此同时,欧洲关于中国的讨论也变得尖刻起来。例如,荣鼎咨询公司今年2月发布了一份题为《德国再遭“中国冲击”》的研究报告,其中指出,自2022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暴跌66%,其中大众汽车在华合资企业的利润下降了60%。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最近总在说“第二次中国冲击”。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再到罗马,人们不再问“中国是否高效”,因为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人们现在关心的是,中国带来的这些变化正在如何重塑全球市场。在全球经济整体格局调整的背景下,欧洲难以适应新的国际竞争环境,具体表现包括生产率增长疲弱、能源成本高企、资本市场碎片化、产业协调不力等。
图片来源:东方IC
欧洲人忧虑的核心是技术问题。中国正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氢能和核聚变领域投入大量资源。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是合理的,这主要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外部制约因素以及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努力有关,而非旨在取代他国的外向型战略。正如中国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所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等不来的。”
然而,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中国科技进步的脚步加快,只会令中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基础研究支出在总体研发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已升至创纪录水平,这进一步印证了外界的看法:中国正力求向价值链上游进一步攀升,而非仅仅参与其中。按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的说法,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是原有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有力补充。如果这一转型进一步巩固,那将是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增长模式最深刻的一次变革。
在欧洲,“中国模式”经常被描述为既不是古典社会主义,也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是某种混合体,是市场机制在坚定的政治指导下运作的产物。波兰前副总理格热戈日·科沃德科是为数不多的试图给这种模式命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他给“中国模式”下的定义是:一种将多种所有制形式与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的综合性安排。欧洲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混合模式有一个先决优势:它能够以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极高效率调动金融、监管和产业政策。在欧洲人看来,这种模式与其说是“普世优越”,不如说是“强到可怕”——这正是让他们“忧虑”的根源。
这种认识已经在重塑欧洲的政策。3月4日,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工业加速法案》,提出到2035年将制造业占欧盟GDP比重提高到20%的目标。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将当前这种局面称为“重商主义的冲突”,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愈加重视产业政策和国内韧性。在这种变局之下,欧洲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欧洲正缓慢而勉强地接受一个它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接受的教训:单凭开放市场无法应对日益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的世界。这一教训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欧洲自身——它需要纠正战略投资不足与政策碎片化的问题。
欧洲并不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认为它“失败”了——恰恰相反,许多欧洲人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在于其组织生产、技术升级和长期坚持政策方向的能力。当前欧洲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不同的增长模式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相互作用。特别是,人们提出了有关供需平衡的问题,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全球市场的问题。此外,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欧洲自身的结构性挑战,以及未来几年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将如何演变。
欧洲人在讨论中国时,总是习惯于对它进行道德判断,这是不对的。中国的崛起不应被视为一种“扭曲”,或“偏离”西方范式,而应被视为在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下产生的历史性成果。欧洲要做的不是对中国说教,而是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合作伙伴和重要参与者的角色不断演变,并相应地给出更具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