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是一副眼镜

讲台站得久了，有时夜深，会对着未改完的作文本愣神。红笔圈住的，是那些飘忽的形容词、华丽的排比，以及少年人急切模仿的“文艺腔”。我总在问自己：中学语文课，究竟要递给孩子们一把怎样的钥匙？是去打开一座叫作“文学”的、只为少数人准备的珍奇殿堂，还是帮他们找到一扇每个人都必须通过的、通往真实世界的门？

于是，在我执教的说明文单元里，当讲到“建筑物描写”时，我带着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走出教室。

我们站在教学楼前，仰头看它。我说：“忘掉‘雄伟’‘壮观’这些词。现在，假设你是一位工程师，要向从未到过此地的人，精确传达这座楼的样子。你第一句话会怎么说？”

一个男孩举手：“从大门正前方看，主楼坐北朝南，共四层。”

“好。”我赞许，“你为自己找到了第一个‘定点’。像测绘仪一样，把自己钉在了地面上。”

这便是起点——一个必须清晰、稳固的思维起点。接着，我们开始推演：从你的脚下出发，目光先向左，会看见什么？是延伸出去的实验楼，它与主楼呈直角连接。那么，描述这个关系，你需要“东侧”“垂直”“衔接”这些词。目光向上移，主楼的顶部有什么？是“矩形”的檐顶，还是“阶梯状”的退台？每一个角落，都需要一个确凿的名词来安放；每一段距离，都需要一个干净的方位词来丈量。

这个过程，毫无浪漫可言。它甚至有些笨拙、枯燥，像在搭建一副文字的脚手架。有学生嘀咕：“老师，这像在写说明书，不像写作文。”

我说：“对。先学会画一张人人都能看懂的‘施工图’。唯有地基的线条横平竖直，将来在这之上起高楼、栽花草，才不至于歪斜倾塌。”

我明白他们的困惑。他们渴望的是笔下生花，是立即写出令人惊叹的句子。而我，似乎执意要把他们拉回到粗糙的地面。可我知道，那些令他们心驰神往的、云雾缭绕的“散文”，其魂魄并非来自飘渺的辞藻，而恰恰来自被他们视为枯燥的、严谨的、近乎理科般的思维脉络。

一个能将教学楼的布局说得条分缕析的学生，他的脑海里必然已完成了一次清晰的逻辑遍历。他做了选择（从何说起），他建立了秩序（依次说哪些），他处理了关系（东西、上下、主次）。这哪里仅仅是“说明”？这分明是一场思维的无声操练。当他能用手上的文字，将一座砖石建筑的骨骼还原出来，他便掌握了一种更可贵的能力：如何观察、拆解、然后重构一个复杂事物。这种能力，将来用于读懂一份合同、分析一项政策、陈述一份报告，与用于欣赏一篇《阿房宫赋》，其底层的逻辑，并无二致。

这便是我所理解的语文课的责任。它不必承诺将每个孩子都渡往作家的彼岸。它更像一座桥，负责把孩子们从懵懂的此岸，送到一个能清晰思考、有效沟通的彼岸。桥身应当稳固，护栏必须清晰。在这座桥上，我们练习如何使用语言的砖石，砌出笔直、可靠、能承载思想的通道。至于过了桥之后，孩子们是去建造务实的数据大楼，还是去修筑寄托心灵的文学园林，那是远方的事，是自由的选择。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散去。我看着那座被我们“测绘”了无数次的教学楼，它在夕阳下依然沉默。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在某个孩子的笔记本上，那幅用文字精确勾勒的楼宇图，或许正是他未来理解这个世界时，第一把不会折断的尺。而语文课所能给予的慈悲，莫过于此——不是一朵易谢的烟花，而是一副走得远也看得清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