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

川南这地方，山是多的，水是长的，雾气总是沉在谷底，像一锅晾不干的粥。小城们就顺着长江的支流，一颗一颗地撒在山上山下，挨得近的，能望见彼此的灯火；隔得远的，走上半天也到不了。我因着一点闲事，在泸州、宜宾之间的几个县镇盘桓了些日子，倒也因此认得了几位本地学堂里的先生。

此地气候潮湿，冬日里阴冷，夏日里又燠热不堪。我借住的那条老街，清早便有背篓的农人沙沙地走过，脚上是沾着泥的草鞋；傍晚则更有趣，家家户户把饭桌支在门口，吃的无非是辣子与腊肉，那红汪汪的油光，映着檐下昏黄的灯，竟也显出几分丰足的意味来。然而从这街巷的烟火气里拐个弯，走上半里青苔滋生的石阶，便能望见那所乡镇中学的围墙了。墙里传出来的，却不是锅碗的声响，而是嗡嗡的、一团混沌的读书声，像是把一群蜜蜂关在了木匣子里，闷闷地，却也执拗地，要从那匣子的缝隙里钻出来。

我认得的第一位先生姓陈，教的是国文，年纪约莫五十出头，头发却已白了大半，稀稀地贴在头皮上。他住在学校分的一间旧宿舍里，那屋子逼仄得很，一张床，一张桌，桌上堆着的小山似的作文簿，几乎要把他本人埋起来。我去访他那天，正落着蒙蒙的雨，川南的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黏黏糊糊的，像是给天地挂上了一层灰扑扑的蛛网。他的窗子关不严，雨水顺着窗棂淌进来，在地上汪着一摊。他也不去管，只是笑眯眯地请我坐，自己忙着寻一只不豁口的茶杯来泡茶。茶是极粗的本地绿茶，泡在一只搪瓷缸子里，味道寡淡，却有股子土腥气，倒也解渴。

“你来得正好，”他指着窗外那一排湿漉漉的山影说，“这雨若再下两天，班里怕又要有几个学生不来了。路远，又滑，家里大人不放心。”他说这话时，脸上依旧是笑着的，但那笑里，却掺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我便问起他教书的年月。他放下搪瓷缸子，掰着指头算了算，从县师范毕业分到村小，再调到这镇上的中学，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教过的学生，怕比这山上的竹子还多。

“现在好多了，”他指指墙角一台落灰的饮水机，“早些年，连口热水都得自己从家提。教室里的灯管，忽明忽暗的，学生看黑板，个个眯缝着眼，像一群小老鼠。如今总算有了电扇，虽说热天里扇出来的也是热风，到底是个物件。”他说话慢悠悠的，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把“物件”说成“物件儿”，听起来格外有一种朴拙的亲切。

正说着，桌上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嗯嗯了几声，挂了之后，脸上的笑意淡了些，眉头却拧起来。“是学生家长，”他解释说，“问这个月的生活补助发了没有。我说我不知道，要问管财务的。他便急了，说老师你怎么会不知道，钱是打在卡上的，你帮着查查。你看，我除了管他们读书，还得管他们领钱。”他说着，抽出一本作文簿来，翻开给我看。那是一篇写“我的理想”的作文，字迹歪歪扭扭的，错别字也不少。可陈先生却指着其中一句，念给我听，声音里透着一点难得的欣慰：“‘我长大了，想给老师买一副不会断的眼镜。’你看，这孩子，心倒细。”

我注意到他鼻梁上那副眼镜，果然有一边的腿是用白胶布缠着的，缠得厚厚实实，像长了个茧子。他便笑，说这眼镜跟了他十几年，镜片换了，镜架没舍得换，缠一缠，还能用。说着，又拿起另一本簿子，却不是学生的作业，而是一个硬壳的笔记本。他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的，不是教案，而是各种“任务”：什么“防溺水安全教育回执单需交齐”、“禁毒教育平台学习截图收集”、“班级家长群反诈APP下载接龙统计”、“迎检材料之留守儿童帮扶记录需补全本月内容”……一项一项，写得工整，却也写得拥挤，像一队队排列整齐的蚂蚁，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都是要做的？”我指着那笔记本问。

“可不，”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着，眼睛眯起来，显得那皱纹更深了，“以前教书，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齐活。现在可好，粉笔换成了多媒体，书还是那本书，嘴也还是这张嘴，可手里头，多了无数根看不见的线，扯着拉着，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前天，镇里搞马拉松，我们这些老师，天不亮就要去路口站岗，当志愿者。昨天，又通知要搞什么‘校园文化’评比，每个班得想个口号，设计个吉祥物。我那班的学生，饭都吃不饱的都有，你跟他们谈吉祥物？那不是笑话么。可不行，领导要看，公众号要发，你总得编出点东西来。”他叹了口气，那气也是沉沉的，和窗外的雨声混在一起。

第二位先生姓李，是个年轻人，三十岁刚出头，教数学，是前几年从省城师范考过来的。人长得很是精神，小平头，眼睛里有一种还没被磨掉的光。他住在校外，租了老乡一间房，我去时，他正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发愣。见我来了，如遇大赦般合上电脑，说：“可歇会儿，这东西比解方程难多了。”

原来他正在做的，是一份“精品课程”的申报材料。“学校要求每个年轻教师都要报，说这是提升教学质量。可我这点本事，把课上明白就不易了，哪来的‘精品’？无非是把别人的教案抄抄改改，再录一节自己上课的视频，剪辑得花团锦簇一些，配上音乐，加上字幕，像拍电影似的。折腾了一个礼拜，比上一个月课还累。”

我便问他，平日里上课的时间多不多。他苦笑了一下，说：“上课倒成了最轻松的。除了上课，还得当班主任。当班主任，就得管学生吃饭、睡觉、打架、早恋，还得管家长的各种问题。半夜里家长打电话来，问孩子为什么哭，这种事儿都有。白天呢？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填表，一会儿接待什么检查团。上个星期，连着开了三天的会，都是关于‘减轻教师负担’的。”他说完，自己先笑了，那笑里带着点冷，也带着点自嘲。

我提起刚才在街上，看见有卖“羊田粉条”的摊子，是本地特产，听说要用高县土火锅炖着吃才好。他的眼睛亮了亮：“对，那个好。我们本地人，过年过节，家里来客，必得炖一锅。粉条久煮不烂，吸饱了肉汤，滑溜溜的，嗦起来过瘾。不过现在，谁还有工夫慢炖慢煮？学校食堂里的饭菜，也是急火快炒，吃到嘴里，总差了点意思。”他说着，忽然沉默了，盯着窗外那一片灰蒙蒙的天。天底下，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是隐隐约约的竹林，是这川南大地永远也看不厌的景致。

隔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其实，有时候我也想，我在这儿，到底图个啥？工资不高，事儿不少，离家又远。我那些在成都、在重庆的同学，挣得多，活得也热闹。可一转念，看看班上那几个孩子，尤其是那些家里穷的、父母不在跟前的，你多跟他们说几句话，多盯他们一会儿，他们就能多学一点，眼睛里就能多点光。这点光，有时候比什么都值。大概，也就是这一点光，让大伙儿还愿意熬着吧。”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西边的天上，透出一点淡淡的白，像是给这潮湿的天地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陈先生送我到校门口，那两扇铁门锈迹斑斑的，推起来吱呀作响。他站在门里，我站在门外，他瘦瘦的身影，衬着身后那几排灰扑扑的校舍，竟有几分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风里雨里，就那么站着，也不说话。

我沿着湿滑的石阶往下走，走到半山腰，回头再望，那学校的轮廓已经模糊在暮色里了，只有几扇窗，亮起了昏黄的灯。那灯光也是温吞吞的，并不耀眼，却仿佛能一直照到人心里去，照见那些案头的作业本，照见那些缠着胶布的眼镜，也照见那些对着电脑发愣的、年轻的脸。这人世间的许多行当，看着热闹的，未必真热闹；看着冷清的，也未必真冷清。教书这事，大约就是这样，守着三尺讲台，一方天地，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千变万化，终究还是要化在那一笔一划的批改里，化在那一声一声的诵读里，化在这川南的、漫长的、潮湿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