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眼镜能形成百亿规模，是当地农民40年用血汗打拼的结果

蒋国清｜丹阳齐梁文化分会副会长、《齐梁文化研究》主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丹阳，土地里刨食的日子难以为继，大泊、司徒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为生计奔波的农民。没有人能想到，这片阡陌纵横的土地，未来会成为享誉世界的眼镜之都；更没有人预见，成千上百个为找口饭吃的草根农民，会用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趟出一条属于丹阳眼镜的生路。

丹阳眼镜的起点，从不是一纸宏伟的政府规划，而是底层百姓在生存困境中，用汗水和坚韧踏出的市场道路。这一路，没有鲜花簇拥，只有窝棚陋室、简陋工具和数不尽的艰难，第一代创业者的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却也走得无比坚定。

一、破局之举：丹阳第一家眼镜厂诞生

时间倒回上世纪60年代前后，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丹阳农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守着几亩薄田，难以撑起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谋一条出路，不少年轻人背井离乡，踏上了去上海、苏州的路，目标只有一个——进国营眼镜厂当学徒，学一门能糊口的手艺。

彼时的上海、苏州，轻工产业初具规模，眼镜制作虽算不上什么热门行当，却是一门实打实的技术活，成了不少丹阳农村青年的选择。他们揣着忐忑与期待，在异乡的工厂里从最基础的打磨、装配学起，一点点啃下眼镜制作的技术门道，只为有朝一日能凭着手艺，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丹阳眼镜拓荒者”王一民

而知青上山下乡的浪潮，为丹阳眼镜的萌芽埋下了关键的火种，王一民，便是点燃这簇火种的第一人，被称作“丹阳眼镜拓荒者”，他用自己的勇气和坚守，完成了丹阳眼镜从无到有、从0到1的质的突破。

出生于1922年的王一民，祖籍原丹阳县大泊公社瓜渚大队王家村，12岁读完两年私塾后便赴上海谋生，从毛线店学徒辗转到私人眼镜作坊，一头扎进玻璃眼镜片制作的行当里。

解放后，经公私合营整合，他所在的眼镜厂与照相机镜头厂合并为上海光学仪器厂，王一民自此扛起了眼镜片生产与市场供销的重任，也为日后回乡创业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和市场经验。

1962年，王一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放老家，一颗眼镜产业的种子，也随之落在了丹阳的土地上。

1963年3月，带着一身眼镜制作的手艺和对创业的执念，王一民与同为上海下放的王生法，借着沾亲带故的关系找到荆林公社东顶大队书记吴利荣。在那个办厂处处受限的年代，吴书记魄力十足、敢于主事，冒着犯错误的风险答应了合作办厂的请求，将大队电灌站的几间公家空房当作厂房，丹阳第一家眼镜厂——东顶眼镜厂就此诞生，后因接洽了牛角牛骨书签、麻将的生产业务，厂子更名为“东顶角骨眼镜厂”，那印着厂名的牛皮纸信封，也成了那段创业岁月的珍贵印记。

办厂的艰难，远超想象。没有现成的资金，各处筹款仍有巨大缺口，王一民便咬着牙拿出了700元下放补偿金，这是家里仅有的家底，母亲的一句“要是办厂失败，往后一大家子的日子可怎么过？”道尽了背后的担忧，却也藏着最朴实的支持，而王一民的一往无前与勇敢决绝，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未知的创业路。

机器设备、原材料从苏州辗转运来，产品由王一民亲自销往全国各地供销系统的百货站，他联合了上海眼镜一厂、二厂及苏州眼镜厂下放的聂金祥、聂长荣等数位老师傅，又招收了张志富、贡川富等学徒，大队长虞炳昌分管厂务，王一民任厂长主抓技术与供销，一群人凭着一腔热血，让东顶角骨眼镜厂的机器转了起来，也让丹阳眼镜产业的第一缕曙光，穿透了时代的阴霾。

这份创业的缘分，也让王一民与两任东顶大队书记结下了深厚情谊，吴利荣书记调任后，朱锁坤接任大队书记，二人都与王一民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交，这份情谊也为家人带来了机缘，他的大姐省丹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后，便到东顶大队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成为那段创业岁月里的一段温情插曲。

二、辗转前行：从乡村到县城的突围

可乡下的生产条件终究有限，频繁的停电严重影响生产效率，1964年5月1日，在丹阳城镇公社书记束寿康等人的撮合下，东顶角骨眼镜厂以入股形式与丹阳皮件厂合并，成立“丹阳皮件眼镜厂”，厂址迁至县城东门酒厂隔壁的“林家高屋”。

原皮件厂厂长束双荣任厂长，王一民任副厂长兼供销科长，也是在这里，厂子迈出了关键一步——增设以赛珞璐（玳瑁料）为原料的镜架车间，就连铰链都自主生产，终于能造出完整的眼镜产品，这在当时的丹阳县，是破天荒的创举，数年后司徒段炳坤先生等人在此基础上，才将丹阳的镜架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王一民的身上，藏着老手艺人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的市场嗅觉，有一件事至今仍被家人引以为傲、被同事赞不绝口。厂子搬到县城后，人手少、产量低，皮件业务更是毫无利润，厂里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

一次王一民去公共浴室洗澡，休息时听到烧锅炉师傅抱怨，每吨40元的煤里竟混着一块烧不着的石头，凭着多年的行业积累，他立刻意识到这块石头绝非普通之物，当即过去用清水冲洗出一角查看，随后让同行的年轻人回厂取了40元，买下了这块石头。

经鉴定，这竟是一块上好的天然茶色水晶，厂子将水晶切割制成镜片后，卖出了不菲的价格，一举缓解了厂里的经济困境，这桩事，也成了王一民创业生涯里的一段佳话。

1969年，眼镜车间效益向好急需扩大生产，又因赛珞璐属于易燃易爆物品，在人员密集的院子生产风险过高，为满足消防要求，厂子在西门胡家场新建厂房并整体搬迁；七零年前后，皮件业务持续萎缩，厂子直接关停箱包车间，正式更名为“丹阳县眼镜厂”。

此后七十年代，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和校办工厂，乡队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丹阳大地上兴起，王一民始终秉持着传帮带的初心，参与创办并为二十余家厂子提供技术支持和对外协调，瓜渚眼镜厂、司徒眼镜厂、城镇眼镜厂（后改为城镇光学仪器厂）、酒坊眼镜厂、陵口中学眼镜厂、河阳眼镜厂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位丹阳眼镜的拓荒者，不仅点燃了第一簇火种，更用心守护着这簇火种，让它在丹阳的土地上，渐渐有了燎原之势。

三、传火之人：汤德荣踏遍乡村授技艺

在王一民播下的火种之外，一帮从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下放回乡的眼镜工人师傅，也身怀手艺却无处舒展，偶然间有人提议：不如在丹阳办个眼镜片厂，既不浪费手艺，也能为当地百姓谋条生路。

这个想法，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瞬间在丹阳司徒、大泊的乡村里激起了涟漪。对于当时缺技术、缺产业的大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司徒、大泊的各个大队纷纷向这些下放的工人师傅伸出橄榄枝，聘请他们牵头办厂，更多的眼镜作坊，在丹阳的乡村里悄然落地。

没有正规的厂房，就搭起五六间简易窝棚，遮风挡雨全靠一层薄顶；没有先进的设备，就凑齐一些破旧的手工工具，磨具、钳子、简易磨片机成了“核心设备”，堪称“土法上马”；没有专业的工人，就从村里选些年轻力壮的农民，跟着师傅边学边干。十几个农民，一间窝棚，一堆简陋工具，就是丹阳眼镜最初的模样，这些被称作“窝棚眼镜厂”的作坊，成了丹阳眼镜产业遍地开花的起点。

在这群播撒火种的老师傅中，汤德荣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丹阳眼镜的初创岁月里。1924年出生的汤德荣，自小家境贫困，15岁那年，被爷爷送去苏州的本家长辈汤三元的眼镜小作坊当学徒。彼时的苏州，十几家眼镜小作坊散落各处，规模不大，却藏着最地道的眼镜制作手艺。

汤德荣念过两年私塾，脑子活络，又肯吃苦钻研，在作坊里不仅学会了镜片打磨，还摸清了镜架制作的门道，镜片、镜架技术样样精通。新中国成立后，苏州的眼镜小作坊参与公私合营，合并成国营眼镜一厂、二厂，汤德荣凭借全面的技术，辗转苏州、上海的多家企业，成了小有名气的技术师傅。这些走南闯北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眼镜制作经验，也为日后助力丹阳眼镜创业埋下了伏笔。

后来，苏州的眼镜厂逐步转型，从专业眼镜片生产转向光学镜头、光学仪器制造，汤德荣被分配到苏州医学院附属工厂制作显微镜，后因工厂改做军工产品更名为267厂，又因家庭海外关系的原因，调至四光厂制作照相机、镜头等光学产品。辗转的工作经历，让他对光学技术的理解愈发深刻，也让他始终与眼镜行业紧紧相连。

上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品物资极度匮乏，费孝通先生经过长期调研，向中央提出“无工不富，无粮不稳”的发展思路，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应运而生，这为丹阳眼镜的发展撕开了一道口子。早已在外闯出技术名堂的汤德荣，成了丹阳各村镇争相邀请的对象，不少村镇领导纷纷联系他，盼着他能提前退休，回乡帮忙筹办眼镜厂。

带着对家乡的牵挂，也带着对眼镜行业的执念，汤德荣提前退休，毅然踏上了助力家乡创业的道路。如果说王一民老前辈是丹阳眼镜业的点火人，那汤德荣，就是那个踏遍丹阳乡村，播撒火种的人。

1971年，在苏州眼镜厂下放工人汤金锁和司徒大坟村领导的共同邀请下，汤德荣牵头筹办了大坟村眼镜厂，这是司徒乡第一家眼镜片厂。从原材料的挑选、生产设备的筹备，到技术人员的聘请、生产工艺的制定，每一件事，他都亲力亲为。没有经验可循，就一点点摸索；没有设备可用，就四处打听凑齐；没有工人会操作，就手把手教学。在他的操持下，大坟村眼镜厂顺利落地，成了司徒眼镜产业的第一个标杆。

四、磨镜之艰：汤龙保在苦难中淬炼锋芒

在大坟村眼镜厂的磨片车间里，有一个瘦弱却挺拔的身影，他就是汤龙保，一个在苦难中挣扎、在绝境中逆袭的丹阳农民儿子。汤龙保的童年，没有欢声笑语，只有数不尽的苦难与屈辱。他从小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本就清贫的日子，在他13岁那年彻底崩塌——奶奶患上绝症，为了给奶奶治病，爷爷含泪变卖了家里唯一的楼房，掏空了所有家底，可终究没能留住奶奶的生命。奶奶撒手人寰的那一刻，汤龙保的世界，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绝望。

六七十年代丹阳村办眼镜厂磨片设备

比起物质的极度匮乏，更让年少的汤龙保难以承受的，是村里人冰冷的冷嘲热讽。那些异样的目光、刻薄的话语，像一把把尖刀，反复刺穿着他脆弱的心灵。无数个深夜，他对着奶奶的遗像，泪水无声滑落，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超越年龄的重担，在心底默默发誓：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活出个样来，绝不被人看不起！

1970年，汤龙保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高中，可家徒四壁的窘境，让他连一句“我想读书”都无法说出口，只能忍痛中止学业，早早踏入了谋生的行列。生产队长看着这个可怜又坚韧的孩子，心生怜悯，安排他进了队办的大坟眼镜厂，成了一名磨玻璃镜片的磨片工。这份工作，没有光鲜的体面，没有优厚的报酬，却成了汤龙保抓住命运的唯一一根稻草。

带着改变自身命运的迫切渴望，汤龙保一头扎进了磨镜片的行当里。磨镜片是个苦差事，简陋的磨片机嗡嗡作响，玻璃粉末漫天飞扬，一天下来，浑身沾满灰尘，双手被磨得通红起泡，连抬起来都觉得费力。可汤龙保从不叫苦、从不喊累，别人休息时，他还在反复琢磨磨片技巧；别人敷衍了事时，他对着光线一遍又一遍调试镜片，只为让每一片镜片都光滑平整、透光均匀。

凭着这份超乎常人的勤奋和刻苦，没过多久，汤龙保就成了厂里出类拔萃的技术工人，一年多后，便被提拔为车间主任，终于看到了生活的一丝曙光。

1971年司徒公社眼镜厂老照片

可命运似乎总在和这个苦命的孩子开玩笑，厄运再次接连降临。汤龙保患上了湿疹，病情不断恶化，最终转向肾病，身体日渐虚弱。厂里心疼他，为他调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可即便如此，他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每动一下都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疲惫。无数个夜晚，他躺在床上，也曾有过放弃的念头，可一想起奶奶的遗愿，一想起村里人曾经的嘲讽，一想起自己不甘平庸的初心，他就一遍遍告诫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凭着这股不服输、不认命的韧劲，汤龙保硬生生扛了过来，用单薄的身躯，对抗着命运的残酷。

1976年汤龙保（后排右一）与工厂同事合影

多难的童年、命运的多舛、艰苦的环境，在汤龙保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却也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这份苦难，融入了他的血液，锻造了他顽强拼搏、敢于挑战命运的性格，也让他在后来的创业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都能挺直腰杆，奋勇前行。

上世纪70年代，队办企业还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注定要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汤龙保所在的眼镜厂，很快就遇到了致命的难题——没有计划原料供应，玻璃毛片彻底断货，厂里的机器濒临停转，几十名工人的生计，再次陷入危机。看着朝夕相处的工友们焦虑的眼神，看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工厂即将倒闭，汤龙保咬了咬牙，主动请缨：“我去安徽，一定把原料带回来！”

带着全厂人的期盼，汤龙保毅然奔赴安徽凤阳玻璃厂，他没有资金，没有人脉，只有一身磨镜片的手艺。他主动提出，以自己的技术为凤阳玻璃厂提供对口扶持，帮他们办起磨片厂，以此换取玻璃毛片的供货保障。那半年里，汤龙保吃住在厂里，手把手教当地工人磨片技巧，从设备调试到工艺规范，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常常忙到深夜才能休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仅帮凤阳玻璃厂办起了磨片厂，更顺利拿到了稳定的原料供应，让大坟眼镜厂起死回生。而这段经历，也让他彻底熟悉了玻璃镜片生产的全套流程，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1977年汤龙保（前排中间）在安徽凤阳玻璃厂与徒弟合影

原料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堆积如山的眼镜找不到销路，产品卖不出去，工厂还是无法长久生存。汤龙保没有退缩，他再次主动请缨，背起装满眼镜的行囊，踏上了闯市场的艰难之路。那段日子，是汤龙保创业路上最辛酸的时光。他背着产品，辗转于各个工矿企业、劳保商店，只要有一丝需求的可能，他都会上门推销。可在那个国营企业主导市场的年代，一个来自“农村小厂”的推销员，注定要尝到太多的冷眼和拒绝。

有人看到他满身灰尘、衣着朴素，连门都不让他进；有人听完他的介绍，不耐烦地挥手驱赶，言语间满是鄙夷；还有人假意敷衍，让他一次次空跑一趟。可汤龙保从不气馁，被拒绝了，就笑着说一声“没关系”，转身奔赴下一个地方。

一年内，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长的一次，在外出差71天，踏遍了西北、东北、中南的每一个角落，摸清了市场的脉络；最艰苦的时候，他舍不得住旅馆，常住澡堂、候车室，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甚至常常晚上坐车、白天工作，连片刻的休息都成了奢望；最远的一次，他从上海坐火车去乌鲁木齐，整整86个小时，一路颠簸，一路疲惫，只为了一笔可能存在的订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汤龙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份订单——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1万元平光劳保眼镜，这笔订单，成了眼镜厂当年最大的一笔收入，也让全厂人看到了希望。那一刻，所有的委屈、疲惫、辛酸，都化作了泪水，那是喜悦的泪，是解脱的泪，是证明自己的泪。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汤龙保所在的企业更名为镇江市眼镜厂，1979年，凭着骄人的销售业绩，汤龙保被提拔为供销科长。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用自己的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用自己的坚韧，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丹阳眼镜的销路。

汤龙保的故事，只是丹阳第一代眼镜创业者的一个缩影。他的苦难，是无数丹阳眼镜人共同的记忆；他的坚韧，是丹阳眼镜产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磨镜片时流下的汗水，那些跑市场时吞下的委屈，那些在绝境中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在诉说着丹阳眼镜创业的不易，诉说着草根农民逆袭的艰难。

几乎在同一时间，隔壁的谭巷村也萌生了办眼镜厂的想法，汤德荣又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从技术到管理，全方位指导帮扶。谁也不曾想到，这家由他助力创办的乡村小厂，日后会发展成东方、海昌及宇洲光学这样的行业中坚，成为丹阳眼镜产业的重要力量。

汤德荣的付出，司徒乡政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72年春节，司徒乡政府工业办公室特意邀请在外工作、回乡过年的工人师傅们到乡政府喝茶，想为家乡的产业发展集思广益，问问大家“司徒乡镇要办企业，做什么好？”早已在丹阳乡村办厂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汤德荣，当即提出：就办眼镜厂。彼时的他，已经帮助几家村办眼镜厂走上正轨，从材料采购、设备调试，到技术工艺、产品销路，方方面面都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乡政府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一场紧锣密鼓的筹备就此展开。没有太多资金，就凑齐几千块钱作为前期投入；没有正规厂房，就收拾出六间平房；没有太多工人，就从各村挑选十几个肯学肯干的农民。1973年刚过完年，司徒眼镜厂正式成立并投入生产，这家简陋的乡村工厂，就是如今万新集团的前身。六间平房，十几个人，几千块钱，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起点，却成了司徒眼镜产业发展的关键一步，也让丹阳眼镜的火种，在司徒这片土地上烧得更旺。

司徒眼镜厂投产后，产品很快打开了销路。彼时的市场上，眼镜物资同样匮乏，丹阳造的眼镜虽算不上精致，却结实耐用，价格亲民，深受普通百姓的欢迎。眼镜制作技术要求不算太高，投资也不大，又有了司徒眼镜厂、大坟村眼镜厂的成功先例，看着隔壁村靠做眼镜过上了好日子，司徒各村的农民纷纷动了心。一时间，办眼镜厂成了司徒乡村的潮流，一个个村办眼镜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短短时间里，司徒就陆续办起了十几家村办眼镜厂。

而这些工厂的背后，几乎都能看到汤德荣的身影。不管是哪个村的工厂，不管是技术难题、设备故障，还是材料采购、产品销售，只要找到他，他总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哪怕是路途遥远，他也会亲自上门指导，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悉数传授给家乡的农民。他的脚步，踏遍了司徒的每一个乡村，也让眼镜制作的技术，在丹阳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不止是司徒，汤德荣和一众老师傅的目光，还投向了周边的河阳、全州、大泊、荆林、云阳等乡镇。哪里有想办眼镜厂的农民，哪里就有他们指导的身影；哪里有眼镜制作的难题，哪里就有他们忙碌的脚步。他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播种者，把眼镜制作的技术，播撒到丹阳的各个角落，让“窝棚眼镜厂”在丹阳几十个村镇迅速复制开来。

五、生计所迫：火车站的流动小摊

那些年的丹阳眼镜作坊，没有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没有专业的资格证明，产品质量全靠工人的眼睛目测把关，靠的是手艺人的良心和经验。磨镜片时，对着光线反复查看，确保透光均匀；做镜架时，反复调试，保证佩戴合适。看似不高的门槛，让更多农民有了参与的机会，也让丹阳眼镜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除了窝棚里的生产，丹阳眼镜的另一个起点，藏在火车站的一个个小摊子里。当时的丹阳，铁路交通还算便利，成了南北物资流通的一个小节点。不少农民靠着一手眼镜制作手艺，做好眼镜后，就挑着担子、提着篮子，跑到火车站摆起了小摊。一张简易的桌子，铺上一块布，摆上各式各样的眼镜，就是一个小小的眼镜摊。摊主们一边吆喝，一边为顾客简单调试，火车站的人流，成了丹阳眼镜最早的市场。

这些摆摊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只为能把亲手做的眼镜卖出去，换几个零钱补贴家用。没有固定的摊位，没有像样的包装，甚至还要担心被驱赶，但他们从未放弃。就是这些散落在火车站的小小摊位，让丹阳眼镜走出了乡村，被更多人知晓，也为丹阳眼镜积累了最初的市场口碑。

在成千上百个农民的摸索和打拼中，在王一民、汤德荣、汤龙保等前辈的传帮带下，丹阳眼镜的队伍里，渐渐走出了几个领军人物。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从窝棚里的手工制作做起，从火车站的小摊摆起，却比旁人更能吃苦，更善钻研，也更有眼光。他们看着丹阳眼镜的作坊越办越多，却大多散兵游勇，各自为战，深知只有抱团发展，形成规模，才能走得更远。

他们带头整合资源，把小作坊里的技术工人集中起来，改进生产设备，规范生产工艺；他们带头跑销路，从火车站的小摊，走到周边的城市，把丹阳眼镜卖到更远的地方；他们带头解决难题，面对原材料短缺，就四处联系采购；面对技术瓶颈，就请老师傅指导，自己反复试验。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个个分散的家庭作坊，逐步整合成为初具规模的企业，丹阳眼镜，也从最初的散兵游勇，慢慢凝聚成了一股力量。

温州商人的到来，为丹阳眼镜的传播添了一把火。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商人，嗅觉敏锐，看中了丹阳眼镜的性价比和市场潜力。他们借助便利的铁路交通，从丹阳收购眼镜，再销往上海、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甚至远销海外。一时间，“丹阳眼镜”的名号，随着温州商人的脚步，在国内迅速散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丹阳有一群农民，做的眼镜结实又实惠。

1986年，丹阳华阳眼镜市场开业，五万多元的投资，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村集市，却成了丹阳眼镜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没有人能想到，这个简陋的市场，在当年12月底，就创下了150多万元的营业额。这个惊人的数字，让所有人看到了丹阳眼镜的市场潜力，也让丹阳的农民们意识到，他们亲手做的眼镜，不仅能糊口，还能做成一番大事业。

六、苦难为底：最有力的无声回击

从1963年王一民创办丹阳第一家眼镜厂，到六七十年代的窝棚办厂、火车站摆摊，再到后来的村办企业遍地开花、领军人物崭露头角，丹阳眼镜的从0到1，走了整整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一代代草根农民的默默坚守；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只有一次次在困境中的摸索前行。他们没有高深的文化，没有雄厚的资本，有的只是一颗想让日子变好的初心，和一股不服输、不认命的韧劲。

他们用一双双磨出厚茧的手，打磨出一片片镜片，制作出一个个镜架；他们用一双双跑遍四方的脚，踏出了一条条眼镜销售的道路；他们用一颗颗朴实无华的心，守住了手艺人的底线，让丹阳眼镜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如今的丹阳，已然成为世界知名的眼镜之都，数千家生产和贸易企业遍布城乡，产品行销全球，“提到丹阳，就想到眼镜；提到眼镜，就想起丹阳”成为现实。

而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深知丹阳眼镜的今天，从不是什么“老天爷赏饭吃”，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幸运。它是王一民这样的拓荒者，以家底作赌注、以勇气为帆，闯出的第一条路；是汤德荣这样的老师傅，毫无保留播撒技术火种、传帮带扶的善举；是汤龙保这样的创业者，在苦难中淬炼锋芒、在绝境中奋勇前行的执着；是成千上百个底层农民，在生存的压力下，用汗水和泪水趟出来的路；是第一代创业者，在窝棚里、在小摊前，用坚韧和执着熬出来的成果。

这段苦难的创业历程，没有辉煌的光环，却藏着丹阳眼镜最珍贵的精神底色。这份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坚韧，从草根中凝聚起来的力量，始终支撑着丹阳眼镜一路前行。如今，有人妄图抹黑丹阳眼镜市场，抹黑丹阳眼镜产业，殊不知，丹阳眼镜从诞生之初，就经历了无数风雨，早已在苦难中练就了铮铮铁骨。

那些扎根在泥土里的初心，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坚韧，那些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成果，就是丹阳眼镜最坚实的底气，也是对所有谬论最有力的回击！我们绝不能让这些不怀好心的人，破坏了丹阳眼镜来之不易的大好前程，辜负了第一代创业者的千辛万苦！

星火虽微，足以燎原；草根虽弱，足以踏路。丹阳眼镜的故事，始于苦难，成于坚守，而这份坚守，终将让丹阳眼镜在岁月的洗礼中，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