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政委黄克诚4任师长都牺牲，授大将时深情回忆：是我眼镜惹的祸

一副眼镜的重量：黄克诚与四位师长的生死边缘

湖南省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有一幢二进式湘南民居，这便是位列第三的开国大将黄克诚故居存列室，在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有一幅厚厚镜片的眼镜。据故居管理人员，黄克诚大哥的重孙黄银民介绍，自己的这位祖辈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这幅眼镜可以说是伴随着他一生，通过这幅眼镜，看到先辈们战争年代冒着硝烟弥漫，枪林弹雨，叱咤风云，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和平建设年代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其高风亮节的崇高品质和奋斗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我们常说，戴眼镜只是一件小事，顶多是一副架子。可要命的时候，它像块招牌，亮在那儿，敌人一眼就盯住了。更要命的是，黄克诚从小就近视得厉害——那种摘了眼镜，三步外人和牛都分不清的程度。你可以想象，在火线之上，汗水一淌，镜片一蒙，前头的世界就成了一团糨糊。和平年代，戴个隐形就解决的事，在那时，却得拿命去适应。

他在书里也说过这茬。不是抱怨，是实情。高强度行军，眼镜腿常被汗水泡得发黄，鼻梁被勒出两道印。他自己想法也简单，能看清就行，讲不了什么度数精准。那年月哪有验光仪器，顶多是木箱里几片老镜片，师傅眯着眼帮你“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所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打下城镇，如果有空，会先摸去眼镜铺找片儿镜；有就配两三副备着，没就让匠人磨，一磨就是叮叮当当半宿。有人笑他惜命，他反笑自己“惜眼”。

有一次差点不要命，是在长沙。大热天，他带头在前沿，镜片上都是汗星子，抹来抹去却越抹越糊，阵地那头影影绰绰像一片树。等他一迈步冲过去，才发现怎么耳朵里全是陌生的口号，脚下的土也硬得不对劲——不对！他心里一哆嗦，嗓子先一步喊了出去：“别开！”那一嗓子把对面的人愣了半拍。他顺势往下一扑，翻滚进坡边的草根里，子弹敲在石头上，溅起火星。他的眼镜却被打飞了。等他摸回阵地，战士们都以为他没了。他笑着说：“没丢命，丢副镜。”这事过后，他越发明白一副镜片能救命，也能要命。

不过，他的眼睛给自己带麻烦，也常常连累了别人。多年以后，他每提起几位跟他搭档过的师长，话到半截就会顿住，像喉咙里卡了什么。他总说，兄弟们死在刀口上，换个角度想，也许和他这副镜片有点关系。这话不一定严格，但听着揪心。

先说彭遨。湖南岳阳人，读过私塾，字写得漂亮，山门上一副对联落笔如飞，后来在队伍里出了名的“会写字的猛将”。第一次反“围剿”，他带人在永丰龙岗设伏，斩获不小，俘了大敌的要员，一时名动军中。这样的角色，不是光凭勇气就来得及，得有脑子、有手段。黄克诚和他搭档，打仗合拍。

他们也一起挨过险。打建宁城那回，黄克诚举望远镜想看清楚火力点，城墙上突然喷出一串火。彭遨眼尖，猛地把他按跪下，子弹贴头皮擦过，连沙土都甩了一身。彭遨压着他的胳膊，半开玩笑半认真：“你这镜子，站远点看就知道是个‘大官’，人家就爱冲这个打。”玩笑说过，其实心里有数：一片亮晶晶的镜片，在乱枪里真像个靶子。

到了南丰，天又是该死的大雨。彭遨带着队伍三路齐开，雨水从帽檐往下滴，军号声被雨打散。外围阵地清了，正要往城里挤，空中的动静先来了——敌人的飞机投下补给，弹药箱正好在城门边砸开。援军也赶到了。形势瞬间变了。他不放心，带人贴着壕沟去侦察，离城墙不过百十来步。对面看见了动静，机枪舌头一卷，他的头一低，又抬不起来了。三十岁，一个可以风生水起的年纪，一下子就没了。后来有人说，那副镜片当时在雨里泛着光，像一面标牌。真究竟如何？谁知道呢。可黄克诚想起先前那句玩笑，心里就像被刀又拉了一下。

再说侯中英，外号叫“翻金斗”，湖北人。少年时在煤矿下井干过活，脊梁硬，命也硬。队伍里，人服他是因为他真扛得起事。赣州一仗，他和黄克诚一起挑重担。赣州不易打，三水绕城，城墙厚，外头是网、桩、壕，像一头缩着的硬壳龟。红军挖坑道，炸缺口，搭云梯，夜里冒着火光往上冲，撕扯了一月有余，人累得脚都踩不稳。

这时候，城内的人也聪明，夜里也往外挖。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敌人从地道口冒出一片，直冲一师师部。队伍边打一边撤，防线就像被手指拨乱的琴弦。侯中英先把一部分人带到关外，回头一清点，少人，尤其不见那个戴眼镜的政委。他哪坐得住？又折回去找。有人拉他：“先走！”他摆手：“先把人撤干净。”他就这么来来回回，黑夜里火光闪映，他那身影总是朝火里冲。最后，他被敌人按住，押到前沿，让他劝部队投降。他啐了对面一口血，什么也没说。之后押去南京，软硬兼施，他不松口；他在狱里发动人夺枪，惹恼了看守，身上的肉一寸寸被折磨。三十二岁，走得惨，却硬气。黄克诚后来讲这个人，往往先说那一夜，黑得厉害，他没看清，别人也没看清，只知道有人因为放心不下，又折回去，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第三个，张锡龙。四川宜宾人，念过书，去过苏联学军事，回来后做训练做指挥都手到擒来。他那种干净利落的打法，放在任何阵地上都好使——延祥伏击、泉上攻坚，几次漂亮的仗，把人都打服了。第五次反“围剿”，团村那边要堵一口。他和黄克诚一起去前面找发力点，想的是“别只是击溃，能不能多吃一点”。两个人趴在一个小山包上，草叶正好齐着肩。谁想到，山包另一侧就蹲着一股敌人。对面瞥见了亮光——又是那副镜片。一阵点射，第一颗子弹就把张锡龙的脑袋穿了个洞，黄克诚的镜片被冲击波打得飞了出去。他从衣兜里摸出备用的，戴上再看，身边人已经没了呼吸。二十七岁，年轻得过分。那天的风声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最后一个，洪超。湖北黄梅人，小时候穷，吃尽苦。他从儿童团干起，后来被送去武汉分校，又随部队起义上了井冈。人灵活，胆子也大，还吃苦，身上有一种从泥里爬出来的硬劲儿。打仗时，他总是冲在前头。第四次反“围剿”草台岗，他负过重伤，左胳膊没了，也没歇，拿着肩膀上的伤疤当勋章。后来，他得了一枚难得的奖章。那些年，得这玩意儿的人不多。

到长征起步，四师当尖刀。那会儿行军还得遮遮掩掩，路上遇见粤军，说不打也避不开。百石那一仗说来就来。敌人的碉堡修得扎实，前面铁丝网、竹桩、地雷一道道卡，人一落脚就被绊住。红军往上冲的时候，喊声压过了枪声，身子一个个翻过壕沟。等敌人的援兵从侧面扑上来，洪超和黄克诚在前沿指挥，看着地形调炮位。偏偏这时敌人碉堡那边盯住了——还是那副镜片。别问为什么，战场上没人解释理由。只听砰的一声闷响，洪超捂着胸口倒下，再没起来。二十五岁。他是那段路上倒下的第一个高级指挥员。黄克诚抱着他，身上全是血，眼镜上也糊了一层红，什么也看不清。

四个人的名字，他后来翻来覆去地念。一个是读书人，一个是矿工出身，一个在莫斯科见过世面，一个只剩一条胳膊还在往前冲。他们都喜欢把指挥所往前放——“靠近火线好看得真切”。这话豪气，可豪气往往要拿命换。黄克诚总说，是他这眼睛给兄弟们添了乱。旁人安慰，说哪能这么算。仗是仗，命是命，谁也别往自己身上揽。可夜里一个人坐着，他难免还是会想——如果没有那一副镜，或者他那天站得再靠下一点，会不会不一样？

闲话一句，现在孩子戴眼镜，家里老人还笑说“书读多了”。换到那时候，一片玻璃就是风险。后来部队挑兵，对视力就卡得很严，说白了，打仗得看得清。可也有些看不清的人，咬着牙冲在最前头。命运有时就这么拧巴：你越想看清楚，越容易成为被瞄准的那个。

黄克诚没有留下什么值钱东西。老屋里那副厚片，镜腿上曾裹过纱布，镜面上细细的划痕像年轮。有人站在它前面，能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像隔着一层旧时光。它陪着主人走过泥泞、雪山和雨雾，也见证过兄弟们倒下的时刻。后来授衔，锣鼓喧。他在人群里笑，笑得合群，眼睛里却常闪过一丝酸意。你说他不该自责吧，理上说得通；可情上，谁又能替他把那几声叹息摁回去。

故事说到这儿，也差不多了。那副眼镜至今静静躺在屋里，厚得像一块琉璃。它究竟映着的是战场上的火光，还是几位兄弟年轻的脸？我们很难讲清。只知道，有些重量，不在金银里，而在心口上。你若有幸去一次下青村，看一眼那镜片，也许会明白，所谓“看清世界”，有时得付出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