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受尽酷刑不屈，葬身乱坟岗，多年后靠眼镜和锈蚀脚镣被确认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在苏北盐阜地区伍佑镇的东边，有一片荒地，地上长满了枯黄的草。几个日本兵押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往前走。他脚上戴着沉重的铁镣，铁镣拖在碎石地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他们在一个新挖的土坑边停了下来。一个伪军头目走过来，用本地话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个男人没有回答。他抬起还能活动的右手，把滑到鼻梁下面的眼镜扶正了。然后，他转过头，看了看拿着枪的敌人，又望了望远处村子模糊的影子。

接着，他喊出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日本军官脸色一变，猛地一挥手。一个枪托重重砸在他的背上。

他身子晃了一下，脚把坑边的土蹭掉了一块，但他没有倒下。土开始往坑里落，先埋住了脚镣，然后盖过了他的小腿。他没有再喊别的，只是把头仰着。在最后那一刻，旁边有人看到，他眼镜片后面的眼睛还睁着，望着天上厚厚的灰云。

这位戴眼镜的人，本名叫袁文彬。于一九零一年出生，老家在湖北大冶一个叫袁家咀的村子。他家里是种田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他书读得很好，族里人都凑了些钱供他上学。

一九二三年，他考上了上海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习医学。在那个年代，当医生是个好前程，既安稳，又受人敬重。但是，时局很快变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上响起了枪声，英国巡捕朝游行的老百姓开了枪。作为学医的学生，袁文彬听到消息后跑了过去，可地上只剩下一滩滩的血和一些零碎的东西。他蹲下去，手碰到了还没有干的血。那种感觉，和他在学校解剖室里接触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他心里堵上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学医，一辈子能救活多少人？可是，如果整个国家都病了，治它的药方又在哪里呢？就在那一年秋天，黄埔军校在武汉设立分校并开始招生的告示贴了出来。袁文彬没有再犹豫。他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医学院。在报名表上“为什么来报考”那一格里，他只写下了两个字：救国。

到了一九二七年，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清党”，到处抓人。组织上安排袁文彬隐藏起来，不要暴露身份。于是，他改了名字，叫“袁持中”。

他托人介绍，进入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了一名德文翻译。白天，他坐在堆满《机械原理》、《冶金手册》这类书的桌子前，把德文的机器说明书翻译成中文。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新来的翻译不怎么爱说话，戴着眼镜，像个只会啃书本的先生。

但是，没有人知道，晚上回到闸北那间小亭子间后，关严窗户、拉好窗帘，他在灯下看和翻译的是另一种东西。那些纸片不能见光，上面写的是革命道理。他德文好，也懂法文，这身本事正好成了他的掩护。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打进来了，抗战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袁文彬从隐蔽状态中走了出来，公开参加救亡工作。他负责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战地服务团。

前线打得很激烈，伤员不停地往后送。到了十一月，上海眼看守不住了，服务团好几百人得赶紧撤退。团里有学生、工人、演员，还有拖儿带女的难民。袁文彬仔细安排，分批撤退。身体弱的坐车，能走的走路，妇女孩子尽量化装成逃难的老百姓。他自己留在最后，把带不走的东西都处理好，才上了往西边去的船。

船摇摇晃晃，他回头看着外滩那些大楼渐渐模糊，心里知道，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前头等着呢。

后来在武汉、在重庆，他继续忙活着抗日宣传，同时也继续秘密进行另一项工作：把许多一心想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一批批秘密送过去。走哪条路、化装成什么人、到哪里接头，这些他都得仔细筹划。

两年多时间里，经过他手送走的青年，少说也有两百来人。送别的时候，他往往只简单说一句：“路上千万小心。”这些人，后来大多没了音信。但他心里明白，他们是朝着拯救国家的方向去了。

一九四零年，组织上调袁文彬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去工作。他到了苏北的盐阜地区。在这里，他用了新的名字：方强。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生命的最后。

盐东那地方很艰苦。县抗日民主政府就设在老百姓的土房子里，办公桌是用旧门板搭的。方强到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原来的衣服，换上当地老乡穿的粗布短褂，脚上也穿起了草鞋。

一九四零年冬天，盐东闹灾荒，加上日本人封锁得紧，很多群众家里断了粮。方强带着干部，走路去一家家存粮多一些的地主乡绅家里做工作。他不强迫，只是耐心讲道理：“乡亲们都饿倒了，地谁来种？鬼子打过来了，谁拿起枪保家乡？”

他自己也和老百姓吃一样的东西。有一回下乡，老乡看他脸色不好，偷偷煮了一碗加了玉米渣的稀饭端给他。他喝了两口，就把剩下的分给了旁边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跟着他的同志想从包里拿干粮给他，他轻轻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他做的这些，老百姓都记在心里。后来，日伪当局贴出告示，悬赏一千块大洋抓“共党县长方强”。可那些告示常常过一夜就被人撕得干干净净。甚至有一次，有老乡把撕下来的整张告示送到他手上，他看了看，平静地说：“好好收着，将来这都是凭证。”

然而，危险说来就来。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个傍晚，方强在阜宁县第五区开一个紧急会议。因为出了叛徒，开会的屋子被日伪军悄悄包围了。

被捕以后，方强立刻给自己编了一个身份，说自己是上海来的生意人，叫赵群行。敌人看他戴着眼镜，说话斯文，一时也摸不清真假。党组织也在想办法营救，通过内部关系，买通了一个伪军军官，对方答应去“说说情”。

事情好像有了一点希望。可是没过几天，两个新投降过去的伪军军官被日本人带来认人。这两个人以前在盐东跟着方强干过，因为犯了纪律挨过他的批评。他们只朝牢房里看了一眼，立刻指着方强大喊：“太君！就是他！他就是方强，盐东的县长！”

身份一暴露，酷刑就跟着来了。敌人想从他嘴里问出盐东县委藏在哪儿，游击队主力在哪儿，粮食物资都藏在什么地方。先是鞭子抽。接着是用烧红的烙铁烫，牢房里满是皮肉烧焦的臭味。他一次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

中间，有个伪军头目来劝他：“方县长，何苦受这个罪？只要你写个悔过书，皇军那边，官位随你挑。”方强抬起满是血污的脸，盯着他，慢慢问了一句：“你干的这些事，你家里的爹娘知道吗？”那人一听，脸一下子白了，低着头赶紧走了。

一个多月的折磨，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已经被打得没有一块好肉，可牙关始终咬得死死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无计可施的敌人下了命令：处决。方强牺牲后，遗体被敌人胡乱埋在刑场附近的野地里。

时间一年年过去，抗战终于胜利了。一九四六年，新四军的队伍又回到了盐阜地区。一支工作队专门负责寻找、收埋当年牺牲的烈士遗骨。一位当地的老太太听说后，主动找到工作队，说她记得一位“戴眼镜、戴脚镣”的抗日县长被害和埋在哪里。

老人领着工作队员，走到伍佑镇东郊那片荒地，指着一个长满荒草的土坡说：“就在这底下，没错。”

队员们开始挖。土很硬。挖到一定深度，铁锹碰到了硬东西——那是一副锈得很厉害的脚镣。再往下小心清理，在骨头旁边，找到了一副眼镜的金属架子，玻璃镜片早就碎了，不见了。

凭着这副铁镣和眼镜框，再加上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和指认，这具遗骨被正式确认，就是方强烈士。一九四七年春天，盐阜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从各处赶来，送他们的“方县长”最后一程。

后来，盐东有了“方强区”，有了用他名字命名的公社和大队。他当年就义的那片荒滩，如今也变成了望不到边的稻田。

风吹过稻田，沙沙地响，好像还在一年年地讲述那个故事：一个本来可以安稳过日子的读书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把自己最后一声呐喊，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