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特案组——甬城反特记（6）眼镜铺店主

次日，特案组的新一轮调查分三路同时进行：

一路向市防空指挥部了解12月31日夜间市区是否遭到过敌机轰炸；

另一路，向管段派出所了解夜间巡逻人员是否曾发现敌特分子发射信号弹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的情况；

第三路则对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个眼镜铺店主进行外围调查。

先说第一路，在市防空指挥部，工作人员证实，12月31日夜间确实有敌机对本市第一区实施过轰炸。

不过，与之前宁波遭受的敌机轰炸规模相比，12月31日夜间的那次轰炸是最小的，舟山敌军只出动了一架B-25轰炸机（稍后，根据军方获取的情报显示，该次轰炸行动属于敌方的“夜间实弹训练”性质），轰炸目标是位于宁波市第一区中山西路上的“培福罐头食品厂”。

该厂系私营罐头生产商，专门生产海鲜、蔬菜、水果罐头。

1949年12月中旬，他们开始接受军方委托，其生产的全部产品概由军方收购作为战备储存物资，军方专门指派卫生、食品检验员进驻该厂监督，以确保产品质量。

在甬城的潜伏特务显然已经刺探到上述情况，故有此次空袭。

国民党飞机轰炸宁波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当晚，敌机投弹两枚并以机枪扫射，其中一枚炸弹投中厂区，但未爆炸，即由工兵拆除雷管后转移；

另一枚投掷时出现偏差，落于工厂后面围墙外的小河中，爆炸未造成伤亡，仅部分围墙被震塌。

再说第二路，上级规定，宁波全市各派出所均对夜间治安巡逻负有绝对责任。

鉴于警力有限，巡逻吸收了管段辖区内公私厂商的职工以及住家居民中的青年积极分子作为辅助人员，大约每十天轮到一次，属于义务性质，没有任何报酬，连夜宵都是自己准备。

通常情况下，每个巡逻组五人，由一名民警带领，仅带班民警有枪，其余四人则人手一根木棍。

宁波东城门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12月31日夜间，负责在涉事区域执行巡逻勤务的带班民警是留用人员老罗，他知道“培福厂”最近开始生产军用罐头，因为领导开会向大家交代过，夜间巡逻时要特别注意该厂的情况。

那晚，防空警报鸣响时，巡逻组在另一条马路，当下调转方向直奔罐头厂，发现有特务在五个不同的位置分别发射五种颜色的信号弹。

中间点是罐头厂的红色弹（后来经向厂方调查，确认是在厂区后围墙外面发射的），其余四种分别是绿色、蓝色、紫色、橙色。

由于紫色信号弹发射点离他们最近，老罗于是下令直奔此处，果然发现了那个特务，但双方的距离至少有四十米，尽管鸣枪追赶，还是未能将其抓获。

侦查员问了老罗，也问了那晚同时在场的四位巡逻组成员，他们对逃跑特务分子的身形、穿着陈述一致，也与检举人的描述相符。由此可以判定，检举人的举报内容确有其事。

第三路对眼镜铺店主万富城的调查，则由特案组长焦允俊主持，他们先是悄然进行外围调查，查明了万的基本情况。

万富城，现年三十岁，浙江慈溪人氏，出身地主家庭，毕业于浙江省税务学校，日伪时期进入宁波税务局，当了一名税务官。

抗战胜利后，被接管日伪政权的国民党政权留用，稍后参加国民党，并曾担任“三青团”区分部兼职指导员（三个月）。

宁波解放后，尽管未发现万富城有利用税务官职权欺压百姓中饱肥私等劣行，但因反动党团历史问题，未被新政权留用。

此时，万富城的家庭也出了变故。解放前两个月，据说其长得很漂亮的妻子随与其有暧昧关系的表兄（国民党海军少校）搭乘军舰去了广州，稍后又赴台湾。

她在寄回娘家的信中称，已经登报宣告与万富城离婚，公开举行婚礼嫁给少校表兄。

没多久，万富城寄养在慈溪老家的儿子又突然失踪，至今没有音信，料想凶多吉少。

万富城被税务局辞退后，为谋生计，开了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眼镜铺，时人称其为甬城最小的眼镜店。

他倒也当回事，店铺虽小，却起了个绝对有气势的店名，曰“宇宙眼镜店”，老板、伙计、杂役一身兼，并张榜宣称“本店兼有出售、修理、代购三大功能”。

民国时期城市街头店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修眼镜原本并不犯难，万富城天生近视，自幼即戴眼镜，少年好动，难免磕碰损坏，生怕遭父母打骂，干脆自己动手鼓捣，竟然无师自通达到了寻常眼镜师傅的水平。

外围调查自然也包括万富城的体貌和平时的穿着打扮，管段派出所的户籍警、居委会治保干事对其的描述与检举信所述相符，也是瘦高个子背脊微驼、戴眼镜、冬天爱戴黑色口罩。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都是由医药商店出售的白色医用口罩，也有自己制作的，基本都是白色；其他颜色的口罩要请人从上海捎带，万是去上海进货时顺带购买的，除了黑色，还有蓝色、灰色。

那么，元旦前夜，万老板是否在其前店后家的住所里待着呢？

这个，被派出所悄然传唤去接受特案组侦查员询问的两个邻居说法一致，万先生那晚肯定不在家里。

时隔一个多月的这么一个细节，为什么能记得这么牢呢？

这里头有个说法：两个邻居的房子与万富城的住房属于同一座宅子，房主是开米行的邢老板，万等三户都是房客。

当时私宅通常也就不过开开小瓦数的电灯，条件好的人家听听收音机，耗电量不大，所以都是只安装一个电表。

为方便电灯公司抄表，电表是装在万富城的眼镜铺店堂里。

元旦那天晚上，使用许久的保险丝断了，那两户邻居便去敲万富城的房门，想叫他换保险丝，但敲了许久也没反应。如此，他们只好点着蜡烛照明。

元旦上午，邻居开门出来，看见“宇宙眼镜店”已经开门，万富城这时也发现电表保险丝断了，正在更换。

这么一段，已经不是细节而是情节，所以，两个邻居都还记得很清楚。

当天傍晚，结束营业刚刚关门打烊的万富城被居委会主任很客气地请了过去，说是帮忙写几条标语。

这是以往隔三差五就有的事儿，万不疑有他，欣然前往。哪知到了居委会，等着他的却是特案组侦查员。

特案组驻地对外保密，拘传的嫌疑人都是带到市局进行讯问。焦允俊把人带走时，吩咐支富德带两个宁波协助的便衣去万的眼镜店和家里进行搜查。

到了市局已经是饭点，焦允俊说咱先填肚子吧。遂让人去市局食堂打来饭菜，也有万富城的一份，跟侦查员一样。

使万感到意外的是，这位看上去是负责人的精干便衣不但给他去掉了手铐，还和他同桌用餐。

吃饭时，焦允俊跟他说的内容就像街坊闲聊，无非天气、物价、过年习俗之类的家常话。

其实，焦允俊是在故意耗时间，他想等支富德等人对万宅的搜查结果出来后，再进行讯问。

晚饭吃过，支富德那边还没消息，焦允俊干脆泡了一壶茶，跟嫌疑人一起喝着茶继续聊。

不一会儿，消息传来：

对眼镜店和家里进行了细致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焦允俊没说什么，示意张宝贤开始讯问，谭弦记录，他自己则在旁边听着。

张宝贤让万富城说说元旦前夜的活动内容，万富城闻言一个愣怔：

“

这个……我记不得了……时间比较长，离现在已有一个半月啦。”

张宝贤说道:

你才三十岁，而且是税务官出身，这点儿时间对你来说不能算长吧？

仔细回忆一下，应该想得起来的。你也知道，这里是市局，公安这一行跟你们税务有点儿类似，大小事儿都是讲究归口的。

比如你经营的这个小眼镜店，如果有偷税漏税情节，那就属于税务所管，不会惊动区税务分局，更不会报到市税务局，是不是？

公安办案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现在到市局了，那说明你犯的事儿不小。听说你还订阅了《浙江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政府有坦白从宽政策，这个你肯定知道，不用我们多说了吧？

万富城吞吞吐吐答道：

“我担心……这事说不清楚。”

张宝贤、谭弦闻言不由对视一眼，这主儿是块豆腐，轻轻一戳就扛不住了，看来有戏。

但是，坐在一旁一直半闭着眼睛的焦允俊却声色不露，眼皮都没抬，万富城终于开口交代了。

可是，交代出来的内容却使张、谭大失所望，他说:

元旦前夜他与初中同学丁某、谷某、刘某在一起喝酒，一直到半夜过后才回家。

如果这话属实，这条线索就没戏了。半夜过后，敌机已经执行完轰炸任务返回舟山基地，发射信号弹就跟这主儿没关系了。

可是，这话里似乎也有漏洞：

如果仅仅是跟初中同学喝喝老酒，叙叙旧，那为什么不肯爽爽快快说清楚呢？

万富城对此作了解释，说那三个老同学都是“三青团”成员，正是因为他们向市“三青团”总部推荐，他才有了那三个月“三青团”区分部兼职指导员的历史污点。

解放后，他遵守市军管会的命令去公安局登记，接待人员当面告知，今后不准与那些有污点的同学朋友来往，并让他签署了保证书。

起初他很规矩，后来发现别说“三青团”成员之间，就是国民党员、旧公务人员甚至当过旧警察旧军官的人还不是照常来往，甚至合伙做生意，而政府对此并不在意。所以，他就跟丁某三人恢复了来往。

这时，焦允俊忽然开口说道：

“

给他纸笔，把丁、谷、刘三个的姓名和住址写下来，立刻派人把他们提溜过来，必须查个明白！”

万富城遵命照办，字条随即交给等在外面的宁波便衣，半小时后就把三人带来了。

分别问下来，元旦前夜四人在刘某家里喝酒没错，但那三位说结束时还不到十点，而且，万富城是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的。

如此一来，他应该有作案时间！

再次讯问，万富城又是那种吞吞吐吐的情状，惹得张宝贤拍了桌子。焦允俊注意到，对方很会察言观色，老是把眼光朝他这边瞟。

于是，老焦开腔了：

“

万老板你听着，愿讲就讲，不愿讲就算，铐起来送号子单独关着再说！”

外面待命的便衣闻声而入，万富城见情势不对，马上表示愿意坦白。焦允俊满怀希望，稍后查明，万接下来的交代的确是真相，不过跟案情没关系。

前面说过，万富城住的这房子是租的，一套房产一共有三家租居，他是其中一家，另外两家的房客分别姓宋和姓杜。

宋家男主人是公司职员，杜家只有一个带着八岁女儿的女主人杜某。

杜某是小学老师，其父是资本家，日军侵占宁波时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下狱，还没宣判就病死狱中。

按说，杜某属于汉奸家属，解放前抬不起头，解放后更是如此。可是，杜某的情况却是例外。

她的丈夫原是其同事，另一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等秘密工作。

1943年，其夫身份暴露，组织上安排其紧急撤往四明山根据地，一年后，奉命执行任务时与敌遭遇，不幸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样一来，时年二十八岁的杜某就有了烈属身份，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但她同时又是个年轻寡妇，性格外向热情，时间稍长，难免发生情况。

最近，她与一个男性开始交往。当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尚未出台，但作为一个单身女性，不管是不是烈属，她有与异性自由交往的权利。

可是，她交往的那位却是有妇之夫，就是她的领导小学校长，而这位校长也有中共党员身份。

万富城对此并不清楚，那天跟同学聚会结束坐三轮车回家，生怕被人留意到，再跟每天下基层转悠的户籍警反映一下，那他这种和旧友联系的违规行为就会穿帮。

所以，万富城开门进屋时轻手轻脚，前面店堂摸黑穿过，跨过里间门槛，正要去扳门内的电灯开关，忽见与杜某相邻的板壁上方的缝隙中闪过一丝微光，接着听到了隔壁的说话声，不禁好奇，也就没有开灯。

他听见隔壁说话的两个人，一个自然是女主人，另一位却是个成年男子。

那位校长解放前是一般教员，担任过万富城儿子的班主任，估计是想从万口中套些情报，对万的儿子特别照顾，隔三差五登门家访，免费补习功课。

因此，万富城对他的口音非常熟悉。那天晚上他一听便知，与女邻居杜某说话的正是那位校长。

万富城一向敏感，暗忖杜某肯定以为他今晚不在家，才敢把住在附近的校长约来，其八岁的女儿可能被她送往娘家。

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其实在家，那就有点儿麻烦。这对男女，一个是烈属，一个是校长（之前是地下党），要对付他这个有政历问题的人，简直易如反掌，那自己进监狱吃官司就不是一种推测，而是板上钉钉。

因此，万富城只有尽量不弄出什么动静，和衣上床钻被窝，让隔壁以为自己今晚真的不在家。

既然没开灯，他也就不知停电之事，而且隔壁有微光透过来，他就更想不到停电这一节，后来查明，那晚隔壁二位点了蜡烛。

好不容易候得男方准备告辞，却传来防空警报声，然后，敌机就传来投弹声。

万富城听见隔壁校长说他走不了了，因为敌机这么一来，全市公安、驻军和民兵肯定会出动，回家路上难免会遇到盘问。

万富城只有自认倒霉，和衣躺到早晨五点多，校长终于离开，杜某也睡熟了，他才悄然出门，去附近刚刚开门营业的茶馆喝茶吃早点，直到天大亮了才回去。

这时，他方才知道电表保险丝断了。

焦允俊等侦查员听了万富城的上述交代，真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时间耗不起，他立刻让谭弦带上两名外援便衣，开了市局的一辆中吉普去把杜某和校长请了过来，两人所言跟万富城的陈述完全吻合。

这时，零点钟声敲响，已经是2月16日，农历除夕。焦允俊叹了口气，对一干侦查员说：

“都回去休息吧，好好睡一觉。今晚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我给大伙儿敬酒，这几天辛苦了。”

特案组长焦允俊不知道，此刻他的对手09号特工正在扬扬得意地给手下特务敬酒表示慰问。